契诃夫手记：与贾植芳先生情感、生命紧密相连的契诃夫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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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生于1860年，逝于1904年，他是一位医生，同时也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文学生涯始于幽默讽刺小品，诸如《一个文官的死》和《变色龙》等作品便是其代表作；随后，他转向中短篇小说的创作，诸如《万卡》和《草原》等众多杰作应运而生；而在他的晚年，他又投身于戏剧创作，创作了《樱桃园》和《三姐妹》等作品，这些作品对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经远赴萨哈林岛进行实地考察，俄国流放地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从而创作出了一部风格独特的纪实文学作品——《萨哈林旅行记》。

    《契诃夫手记》一书既是契诃夫的作品，亦属于贾植芳先生的著作。此言非虚，不仅因为贾先生曾担任该书的翻译者，更在于他与这部作品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与生命交织。自1953年文化工作社首次出版该译本后的第二年，贾植芳先生便因胡风事件不幸身陷囹圄。二十年后，冤屈得以昭雪，他在图书馆偶遇了那本译著，那一刻，他的眼中涌现出如同街头重逢久别亲人的泪光。贾植芳翻译此书的初衷源于他对俄国作家深深的喜爱，以及这位作家在人生旅途中所提供的启迪；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波折人生后，他愈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种启迪与支持的力量——正如贾植芳在《新版题记》中所言，这种力量让他“像一个人那样重新获得了生命”。

    贾植芳，生于1916年，逝于2008年，是七月派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主导创立了复旦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重要学科。他早年曾在北平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随后赴日本深造。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了学业，回到祖国投身抗日战争。他的一生充满坎坷，多次因政治因素被囚禁。1952年，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1955年，他因“胡风案”被捕，长达11年之久。1966年，他又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1980年，他的名誉得以昭雪，教授职位得以恢复，并担任了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他还著有《贾植芳全集》共十卷。

    《手记》收录了契诃夫自1892年至他逝世那一年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所阅读的以及所思考的点滴记录，其中不少内容后来被他用作作品中的情节和人物灵感。此外，书中还包含了他从1896年至1904年间所写的日记。在80年代，《手记》的新版中加入了江礼旸翻译的《补遗》部分。书中收录了奥尔加·克宜碧尔（亦称奥尔加·克尼碧尔）对契诃夫临终时刻的描述，以及契诃夫弟弟所著的《契诃夫及其作品主题》。《契诃夫年谱》由贾植芳于50年代初编纂而成，其中留下了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印记；而《我的三个朋友》这篇文章，则详细叙述了这部译著的出版与再版历程。契诃夫研究者和俄国文学研究者们，对《手记》这一文献自然抱有高度重视，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部作品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洞察契诃夫的思想和艺术，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和幽默的杂记随笔集，实为值得一读的佳作。

    契诃夫在生活与艺术领域追求着与众不同的目标，坚守着个人理想与思想准则。然而，正如众多同辈及后世评论者所指出的，他本性极为谦逊。在创作了《草原》和《命名日》等杰作之后，他在致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以及在与托尔斯泰等人的交流中，都把自己排在第98位。托马斯·曼曾言，直至生命终结，他始终未曾展现出文学巨匠的傲慢姿态，更遑论哲学家或托尔斯泰式的先知风范；多年来，西方乃至俄国对契诃夫的评价显得不够充分，这在我看来，与他那极端的冷静、批判与怀疑的态度，以及他对自身劳动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简言之，这种评价与他谦逊的品质紧密相连。伊利亚·爱伦堡曾发表类似看法，提到契诃夫在不断地修正自身的不足，然而，“他并不需要与自负抗争”，“他选择远离荣耀之光”（《重读契诃夫》，由童道明翻译）。

    在1900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四年，在与布宁的对话中，他带着一丝忧伤地预言，自己的作品还将被读者阅读七年。他很少撰写关于文学问题的文章，亦未曾撰写过关于自己创作的文字。如今我们所见的《契诃夫论文学》（由汝龙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主要汇集了他致亲友的书信，以及同代人对他的回忆和谈话片段。《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幕，在友人家中欢聚一堂时，一位朋友神情肃穆地举起酒杯向他表示敬意，“在这个理想之光逐渐消逝的时代……你传播了智慧，成就了永恒的事业”。面对这番赞誉，契诃夫当时的感受是，“我仿佛原本有所遮掩，此刻却被揭开，如同被人用枪口对准”。

    契诃夫在德国巴登威勒离世，时间是1904年7月。托马斯·曼，比契诃夫年轻15岁，那时刚刚开始文学创作，谈及此事时表示，他反复思考，却难以回忆起这位作家逝世的消息给自己带来了何种影响。尽管德国的报纸发布了这一消息，并且有不少人撰写了关于契诃夫的文章，但他“几乎未曾感到震惊”，也未曾意识到这对俄国乃至世界文学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托马斯·曼的这一体感颇具典型性。契诃夫并非那种能够带来强烈冲击感的作家，他未曾创作出如同史诗般的宏大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未展现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作家所具有的那种“英雄主义”般的坚定意志。然而，正如托马斯·曼所言，尽管他放弃了创作史诗般的宏大作品，“却依然不失其色地描绘了辽阔无垠的俄罗斯，捕捉了它从古至今的固有面貌以及革命前社会环境下的不正常且缺乏欢乐的状态”——他的这一价值，即“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并达到史诗般的宏伟”，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的（《论契诃夫》，纪琨译）。确实，对于众多作家与读者而言，与契诃夫的初次相遇未必会立刻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然而，一旦有幸与他相识并深入交流，他那平实、内敛、风趣、深沉的笔触，以及对未来充满迷离幻想的文字，便可能成为难以抹去的记忆。

    贾植芳曾言，契诃夫的作品使他仿佛重新拥有了人的生命，“像一个人”中的“人”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并无任何修饰。在契诃夫笔下的角色群像中，大多是些平凡之辈，若用现代词汇来形容，便是所谓的“中间人物”。在这些角色中，我们难以寻觅到英勇无畏的斗士，同样也找不到典型的恶人或反派。他描绘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包括地主、商人、乡村教师、医生、农民、大学生、画家、演员、小官吏以及妓女等等。在这些人物中，知识分子群体占据了显著位置，并且作家对他们倾注了大量的丰富情感。他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普遍具备高尚的道德理想和庄重的气质，他们不懈地追求着有价值的生命目标，并坚信自己肩负着对人类的责任。然而，他们却显得柔弱无力，行动力不足，沉浸在乌托邦的幻想之中，无法完成任何重要的事情。《手记》中记载：“伊凡虽然能够谈论恋爱哲学，却无法实际恋爱。”贾植芳先生对此加以注释，巧妙地揭示了其中的双关：“契诃夫的哥哥名叫伊凡。伊凡象征着俄国普通民众，因此这里提到了‘俄国伊凡’这一说法。”

    此类人物自然难以激发读者的斗争激情，契诃夫本人亦无此意图——从《手记》中可见，他对将人类历史视为战斗的连续、将斗争视为人生核心的观点表示了怀疑。那么，这些“灰色”人物究竟有何价值？它们在艺术形象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或许，我们可以借鉴与契诃夫同属一国的纳博科夫的观点来解答。

    契诃夫曾暗示，拥有能够孕育出此类独特人物的国家，堪称是幸运之国。他们错失了良机，他们回避了行动，他们因构思那些无法实现的理想国度而夜不能寐；然而，世间确有这类人物，他们怀揣着充沛的热情、坚韧的自我约束、纯净的心灵和崇高的品德，他们曾真实地存在过，或许在今日冷酷且污秽的俄罗斯某个角落，他们依旧存在，仅此一点便预示着整个世界将有美好事物的降临——因为，那神奇的自然法则之所以神奇，或许正是因为最脆弱的人得以幸存。（《论契诃夫》，薛鸿时译）

    契诃夫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严谨地贴近现实；他致力于拓宽生活的边界，却从未涉足那些他不熟悉、未曾深刻理解的事物。在《手记》中，他曾言：“哈姆雷特不应追逐梦境中的幽灵，现实生活中的幽灵更为恐怖。”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这本《手记》，都为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感动了我们的心灵，其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评述激发了我们深入思考。当然，我们也会有疑惑，也会与他磋商，甚至暗地里发生争议。例如：关于对人性的洞察——“邪恶，这是人类天生携带的负担”；爱情与友情的不稳定性，以及仇恨却能将人们紧密联结；对女性品质的过分挑剔；对自然科学和科技进步推动人类进步的美好憧憬……然而，我们未曾预料到的是，这位热切追求理想生活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不断揭示虚伪、庸俗、欺诈和暴力的作家，无论是生前还是逝世后，都遭到了冷漠、无立场、无深度的批评，以至于在他去世50多年后，爱伦堡在《重读契诃夫》一书中，仍需花费大量篇幅为他进行辩护。

    导致这一现象的因素包括：首先，契诃夫在其创作中鲜少表达政治观点；在俄国那个时期，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的激烈争论中，他未曾明确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归属；其次，他的生活观和人际观也是一大原因。他面对指责时曾这样表达自己的立场：“我非自由主义者，非保守主义者，非渐进论者，非僧侣，非冷漠主义者……我对所有虚伪与暴力都深恶痛绝”；“诚然，我在小说中尝试平衡正负关系的做法或许令人质疑。然而，我要说明的是，我所追求的并非平衡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些对我来说并不关键，我所关注的，是人物内心的虚假与真实。”

    “平衡”一词，亦可用“分配”或“调适”等词汇来表述，其意在于谨慎地处理矛盾双方的关系。在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一书中，他曾提到，俄罗斯的精神结构中存在着两极化的对立倾向，所有事物都依据正统与异端的标准进行评判；俄罗斯人并非怀疑论者，对于相对性的概念也缺乏深刻理解。契诃夫对此特性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对此极端性保持着警惕和抵制。《手记》中记载：“在信仰神明与不信神明之间，存在着一片广阔的领域。……俄罗斯民众对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都颇为熟悉，然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广阔地带，他们却表现出极大的冷漠。”契诃夫在探讨“有神论”与“无神论”，爱与恨，观念与行动，真实与美，以及犀利揭露与同情体谅之间的“平衡”时，并非引导人们走向无原则的折中与冷漠，相反，他尊重事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致力于为常识、弱者以及普通人争取其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在寻求“可疑”的平衡正负关系的尝试中，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度显得尤为关键；而契诃夫的处理手法，则为后续探讨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范例”。“案例”一语源自爱尔兰诗人希尼，他创作了《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与一根敲击棒的案例》（The Case of Nero, 's Vodka, and a Stick），此作品由吴潜诚翻译，并在《希尼诗文集》中，马永波将其译为《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与来访者》。此案例涉及契诃夫生平的一个关键时刻，即他在1890年，30岁那年，前往萨哈林岛的旅行。

    在这段时间里，契诃夫已经稳固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他决定远行去探访关押众多罪犯的“罪恶之岛”，这一决定让莫斯科的朋友们感到惊讶。契诃夫坚信，作为一名医生，他有权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在众多人失去自由、遭受苦难与折磨的背景下，他从事文学创作和艺术实践，难道不是对生命的亵渎和对生命的侮辱吗？他必须提供证据，于是他选择了踏入这个被称为“罪恶之岛”的地方，与囚犯们共度时光，并着手撰写一份类似见证之书的调查报告。在启程之际，一位朋友赠送了他一瓶价格不菲的白兰地，他将其视为珍宝，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漫长旅程中始终小心翼翼地保存。终于，在那晚抵达萨哈林岛的时刻，他打开了这瓶散发着琥珀般光泽、香气扑鼻的美酒，尽情畅饮。希尼视此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瞬间：那瓶白兰地，既是友人赠予的佳品，亦体现了契诃夫的艺术精神——面对周遭的困苦，他未曾退缩，通过回应苦难，他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从而获得了作为艺术家内心的宁静。

   

    严肃真诚的艺术家常需应对艺术与真实、生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歌唱与苦难的交织。正如希尼所言，诗歌与艺术即便承担着责任，也始终蕴含着一种自由，不受拘束的特质，以及愉悦和逃避的本质。因此，艺术家在做出选择，在追求契诃夫所谓的“平衡”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而这种调整与平衡并非一蹴而就。契诃夫踏足萨哈林岛，不仅以实地探访苦难深重的土地参与其中，还通过撰写类似“见证”的文本，运用波兰诗人Z·赫伯特“敲击棒”式的笔触（赫伯特曾创作一首名为《敲击棒》的诗，其中写道：“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唯一的乐器/是木棍”），直面真实的苦难与生命，力图缓解、消解诗歌、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张与对立。

    1954年，我初次接触契诃夫的作品，那年恰逢我步入高中校园。我在《文艺学习》杂志上阅读了他的《宝贝儿》，并首次在杂志封面上看到了他那标志性的大胡子与夹鼻眼镜的画像。当时，我对《宝贝儿》并未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误以为他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然而，后来我才得知，他逝世时年仅44岁，在我们这里，这样的年龄仍被视为青年作家的范畴。原本以为只有艺术家寿命短暂（如莫扎特、舒伯特、梵高等），心中一直存有疑惑，那些充满成熟、睿智、节制与美丽的文字，究竟是如何出自三十余岁之人的手笔。契诃夫无疑是那种将真理与正义视为至高无上的作家。然而，他的艺术实践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在艺术与文本的领域内，是否能够实现歌唱与生命紧张关系的和谐平衡？纯粹的美，这种不带有救赎信息的审美体验，是否也能增强世间美好事物的“救赎”能力？对此，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实际上，不论是契诃夫还是希尼，都将艺术与歌唱同现实政治的矛盾视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相遇；契诃夫更是将他的“赎罪”之举视为个人的抉择。他们并不打算将这种普遍现象推广开来，也不打算将个人坚持理念的行为塑造为一种规范，使他人陷入“道德的阴影”之中。

    本文作者

    洪子诚

    广东揭阳籍，1939年四月出生。1961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并选择留校担任教职。此后，他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新诗的教学与研究。自1993年开始，他被任命为中文系的教授。其代表性著作包括合著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探讨当代中国文学艺术问题的专著、《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概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记录1956年百花齐放时代的《1956：百花时代》、全面阐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方法论著作《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关于文学与历史叙述的探讨、《材料与注释》等作品、个人阅读历程的《我的阅读史》、阅读作品的心得《读作品记》以及访谈与对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