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一词的起源与演变，以及它和民族性的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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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传统”

    “老派”这个说法，早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就已产生，起初的含义是君主把国家交给子孙后代。“递”代表“移交”，“系”代表“根本”。《后汉书》中提到东夷各邦“各建王号，代代相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此后“传统”的含义有所变化，主要指的是代代相传的延续性，因此它经常和一些具有特定社会属性的概念相关联，例如：风俗传承、道德承袭、思想沿袭、学术延续、艺术流传、工艺延续等等，其中提及最多的还是“传统文化”这一术语，它的涵盖范围更宽，意涵也更丰富。

    传统和民族性联系紧密。文化或文明都是民族特点的反映。同样，民族特性也通过其文化来展现。传统文化和民族性密不可分。所以，如何理解和对待传统，是个关键且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欧洲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以及理性主义观念，确实促进了全球的显著发展。然而，这种思潮对于“传统”的理解存在局限。当时欧洲社会将“传统”与“科学理性”视为相互排斥的概念，由此这种观念表现出对传统的否定倾向。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传统被视为巨大的阻碍，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阻碍因素。那个时期的人主张，要让社会向前发展，就必须清除这种负面因素。

    这一现象在当代中国尤为明显，中国社会自上世纪“五四运动”起便滋生出一种“反传统”倾向，继而出现了“摧毁旧观念、旧文明、旧习俗、旧规矩”的所谓“破四旧”，以及“完全与传统文化切割”之类的口号。这种状况并非中国独有，它与世界两百多年间盛行的“反传统”思潮有着密切联系。

    上世纪后半叶，全球学术思想界普遍开始审视传统议题，探讨人类应如何理解并运用传统，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既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也蕴含着重要的正面价值，美国知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出版过一部名为《论传统》的著作他于著作中阐明：传统是能够约束社会活动并激发道德认同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在岁月流逝中的智慧结晶的累积。任何社会都无法彻底摒弃固有传统，既不能完全另起炉灶，也不能完全用全新传统取而代之，而只能在既有传统上实施创新性调整。（参见傅铿：《论传统·译序》）这一看法已形成当代全球民众的普遍认知。

    从前面可以知道，对于传统，人们时而深恶痛绝，时而无比敬仰。所以人们反复思考：对待传统应该怎样，是进行批判、将其舍弃，还是继承、加以发扬？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决定能够左右传统的归宿，结果却惊讶地发现，反而是传统在主宰着人们自身的命运。

    这是由于，某个族群的文化传承得以铸就，源自其内在的精神特质与行为模式，而这些精神特质与行为模式，往往能绵延数个世纪，不易被撼动。此种情形，与不同物种的习性不易更迭颇为相似。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生物，是因为拥有思想，当文化传统影响到生存方向时，他们会调整这种传统，配合自身进步需求，若转变过度导致难以适应，他们又会部分地回归原有文化。

    中国历史上，不乏一些时期，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们曾试图否定、脱离传统，旨在推动政治变革与社会进步，而且部分人确实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新政、新俗推行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后，历史总以各种方式转回传统轨道。传统文化魅力非凡，但这不代表社会前进停滞不前，社会演进势必会从不同层面调整传统运作轨迹。

    几十年来，国家经济与科技迅猛进步，出行方式丰富多样，可选择驾车、乘坐高速列车或航空器，通讯手段先进，通过手机或视频通话，已远非古代水平可比。然而，在文化观念上，我们却呈现出向传统看齐的趋势。二零一七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文件，提出推进传统华夏文化继承与弘扬计划。计划规定，二零二五年前，要基本建立传统文化承续与发展的框架。这些年，学术界和文化领域展现出持续的文化热潮、儒学热潮以及国学热潮。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仅是短期状况，任何高涨都可能转为低潮。我们则觉得这是中国历史进程的必然。若纵观过往，便会深信，未来的中华文化将继续遵循其固有的脉络演进。

   

    经典文化对于今天的意义

    （一）“中华元典”是“六经”。

    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普遍情况，即各个文明体都拥有作为精神支柱的权威典籍，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其精神支柱的权威典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六部典籍，分别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典籍总称为“六经”，到了汉代，《乐》这部典籍已经失传，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为“五经”。汉代以后，经典书籍仅存五部，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依然将它们称作“六部”，并且用“六部”这个名称来指代“中华元典”。

    中华元典与别处古文明典籍迥异，它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展现了华夏先民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等人类共通议题的深刻思索，其独创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后世诸多思想流派都能从中追溯源头，进而塑造了中华民族观察和解析世界的独特视角。

    在中国古代绵延两千余年的岁月里，“中华元典”所蕴含的核心理念，始终是古代社会的行为准则。历代任何卓有成就的学者，其贡献都不及“中华元典”的影响力。而在这两千年当中，普通读书人几乎都研读过“中华元典”。今日我们研习传统智慧，并非将其视作陈旧学问，而是借助经典解读，洞察其诞生背景的精髓与内涵，进而领会华夏民族价值追求的演变轨迹。

    六经是华夏子民的身份凭证，是中华族群的原始档案。

    六经是中华文明的开创性典籍，记录了远古时代的史实，以及先贤的教诲。借助这些典籍，能够明白民族的身份，探究民族的起源。而知晓民族的身份，必须先知晓祖先的身份，这是所有中国人需要明白的道理。

    中国的初始历史以口头形式传承，这种形式记录了神话时期，涵盖了从原始社会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以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关键氏族社会的核心氏族和杰出领袖，他们堪称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各自体现了其所在时代的创新成就和生产力状况。文明阶段是在中国形成国家体制之后才产生的。那得从大禹的子孙夏启建立夏朝算起。

    六经里头，《尚书》是最先出现的著作，这部书的名字可以理解为远古时代的文献，内容从尧帝和舜帝的时代开始记载。书中详细记述了尧、舜、禹、夏、商、西周等朝代发生的诸多重要历史事务（唯独最后篇章《秦誓》是个例外，它已经涉及到了春秋中期）。西周结束后便是东周，东周又可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孔子编纂了《春秋》这部典籍，记述了春秋时代的史实，并且延续了《尚书》中所记载的历史。

    《尚书》与《春秋》所记载的历史，合计起来大约长达1700年。倘若将“六经”剔除，便意味着切断了1700年的历史脉络。切断了“六经”，中国人便无从知晓自身归属，无法辨识先祖源流，更不清楚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从这个角度而言，“六经”正是中国人的身份凭证。

    我们谈论爱国情怀，必然涉及国家归属感，民族归属感，历史归属感，文化归属感，祖先归属感。我们认为，“六经”关乎中华民族的身份凭证，极为关键，是绝对不能舍弃的。

   

    回顾蔡元培主张取消敬奉儒家经典这一举措，当时有两位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异议：一位是严复，他致力于翻译和传播西方重要著作，然而他坚持认为“六经”是汇聚中华民族智慧的经典，若废除敬奉儒家经典，将导致社会失去凝聚力。另一位是梁启超，他并不忧虑西方文化难以传入，反而担忧从此中华文化会走向衰亡。

    那个时期，并非只有蔡元培提倡取消尊崇孔子和诵读经典，还有一群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分子，他们的看法占据了上风，担任教育总长职务的蔡元培最终也废除了“尊孔读经”。从当今的角度审视，当时关于经典的学习方式和形式虽然能够调整，但彻底舍弃经典的学习则显得有些过于激进。

    （三）经典文化启迪后代智慧的教育学意义。

    全球部分顶尖学府，例如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剑桥、牛津，德国的海德堡、慕尼黑，法国的巴黎，俄国的莫斯科，日本的东京等等，均设有“古典学系”这一学术单位，该系以古希腊及古罗马的典籍为根基，探究那个时代的史实、思想、文辞等领域。

    古典学在不少大学里已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学科与专业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马克思，在求学时期也主修过古典学。德国思想家尼采，年仅二十四岁便担任古典学教授，德国思想家伽达默尔同样精研古典学。他们都是全球公认的学问泰斗。这揭示了什么？这表明古典学不仅能够，而且非常擅长培养出顶尖学者。

    多数西方学者主张，古代典籍汇集了一个族群多方面的智慧与教训，并且是历经历史筛选和砥砺的智慧与教训。这些典籍是民族精神进行审视、反刍和彰显的公共载体，堪称精神归属，因此具备非凡的号召力和向心力。古代典籍对于后代子孙而言意义特殊，守护它，探究它，是后来学者的责任所在。

    今天怎么学习经典文化

    传统文化既有专业学者的研究，也有普通民众的认知，经典涵盖范围很广，不单是六经，还包含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其它重要典籍，经典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至关重要的书籍，是经常阅读且需要不断重读的文献，既然经典具有这样的意义，从培育人才的角度考虑，教育机构应当增加经典学习的分量，同时加强经典教学方面师资力量的投入。借鉴海外高校培育专才的办学思路，高校内设置古典学科极关紧要且势在必行。这并非要全盘照搬复古主张，彻底回归古时死记硬背经书的老办法，而是要明确中国人（不论学科背景）最基本该掌握的经典文献，将其作为衡量人文素养的一个基准。

    （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必须着力执行。具体执行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教师需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并在授课过程中融入相关元素。核心环节在于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与此相同，研究传统文化的教师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在这方面，主管教育的部门，应该提出明确的要求。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