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价值深远，阅读需遵规律方法，戴震给我们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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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言行，它是儒家的原始文献，是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具有思想价值、语言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存在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所以阅读《论语》，因其是经书的一种，阅读时必须遵循阅读经书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在这方面，清代的考据家兼思想家戴震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他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写道，他小时候家里贫困，没办法亲近老师，听闻圣人之中有孔子，孔子编定六经给后人看，他找了其中一本，打开阅读，却茫茫然没有感觉。思考了很久，心里盘算着，经书中最核心的是道，用来阐明道的是词，用来构成词的是字。要通过字来通晓词，通过词来通晓道，必定有个渐进的过程。经以载道，这里阐述了语言文字（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小学）和道（思想）之间的关系，强调读经一定要从语言文字着手。他所说的“词”，意思是语言；所说的“字”，意思是“文字”。至于“道”，它属于思维范畴，呈现为概念、定义、推理等，是思想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反映。于是形成了这样的链条：“道”反映事物，“词”用来表达“道”，“字”是记录词语的符号 。经书（乃至一切文献）是由文字记载的书面文本 ，上面戴震的话 ，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读经的科学理路 。只是其中“所以成词者字也”一句 ，确切性尚须推敲 ，实际上“字”不是构成“词”的成分 ，而是记录语词的符号 。接着上面的话，戴震又谈到了他解决读经时“字”“词”问题的方式，比如说，他会去考求所谓的字，通过研究篆书，得到许慎的《说文解字》，经过三年时间，了解其中的条目细节，逐渐看到古代圣人仓颉造字的最初情形 。又怀疑许氏对于旧有的训诂（也就是训诂，指的是字义）没有完全掌握（指《说文解字》仅仅局限于解释文字的本义），向友人借了《十三经注疏》来阅读，就明白一个字的含义，应当贯通群经，依据六书（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说文解字》用来分析汉字形体结构以及借用规律的理论），之后才能确定 。可知他借助的方法有三方面，其一为字典工具书，其二是《十三经》文本及旧注，其三是“六书”理论。所谓“贯群经”，有两层意思。其一，群经如同活字典，一字的所有意义，在群经之中有全面表现，且各经注疏旧注中有诸多解释。其二，一字常常多义，在群经中贯通上下文，其具体意义总能确定。前一点打破了字书释义的限制，后一点是依据上下文“随文释训”来确定字义的方法，这里概括的语文方面的解读方法，既科学又全面，至今仍在使用。

    戴震在这封信里，先谈到了语文解读方面，之后又谈到了经书的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算术、乐律等具体内容的考实方面 。他说道 ：“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 ：诵《尧典》数行 ，至‘乃命羲和’ ，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 ，则掩卷不能卒业 。”（以上讲不知天文历法 ，难以读通《尚书·尧典》）诵读《周南》《召南》，从《关雎》往后，如果不懂古代的音韵，只是强行去使韵脚和谐（同叶韵），那么就会读音不顺畅，出现错误（以上讲不懂先秦古音，就读不出《诗经》的押韵。按，此属于语文问题，不属于内容考实）。诵读古代的《礼经》也就是《仪礼》，要先读《士冠礼》，如果不了解古代宫室、衣服等制度，就会迷失方向，分不清其用途（以上是说不懂宫室方位和衣服用场，就难以读懂有典章制度规定的《仪礼》）。要是不了解古今地名的沿革，那么《禹贡》（《尚书》中的地理专篇）、《职方》（《周礼》中的地理专篇《职方氏》）就会失去其所在之处 。不知道少广（开方之法）、旁要（勾股定理），那么《考工》（《周礼·考工记》）中的器具就不能依据文字来推断其制作方法。不知道鸟兽、虫鱼、草木的形状、类别、名号，那么比兴的意趣就会违背。中土测天用句股，如今西人将其改名为三角八线（三角函数的统称），其中三角就是句股，八线就是缀术（古天文学测算法），然而三角之法有局限，必须用句股来驾驭它，由此可知句股之法完备，名称恰当。《管》即《管子》、《吕》即《吕氏春秋》，它们论述五声也就是音调、十二律也就是乐律，宫处于中间位置，黄钟的宫，长四寸五分，是起律的根本，学者在钟律失传之后受到蒙蔽，不追溯未失传之前的情况，难怪说法多有穿凿附会之处。凡是经典难以理解的，有若干这样的事，儒者不应忽视而不去讲解。仆想要探究其根本起始，为此又过了十年，渐渐在经书上有所领会贯通，然后才明白圣人之道，就如同悬挂着的绳子、树立着的槷，丝毫不能有差错。”这里戴震认为经书中记载的道，除了依靠语言文字来表达之外，还依附于经书中名物、典制等具体内容而存在，如果不进行内容考实，对于经书也难以通达其中的道 。

    总之，戴震在此信中完整提出了语文解读的内容，提出了内容考实的方面，还提出了以此为基础进行义理辨析从而达到通其道的科学读经路径 。这是读经的通例 ，读《论语》也不例外 。

    但是《论语》作为语录文献 ，具有其特殊性 ，必须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特异方法来阅读 。比如我在拙著《论语本解》引言中曾讲 ：“《论语》是一部思想著作 ，此书在古文献中看似语言平实 ，然而含义深奥 ，各条语录的具体语境大多不明确 ，必须对语言文字 、思想内容 ，甚至历史背景作全面注释 、考述 ，才有助于真正读懂 。”又说，本书名为“本解”，目的是参考前人的积极成果，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将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把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此避免因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这是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献校释的戒语） 。又说，注解除了要注明生僻字词以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内容之外，还需多方取证，依据这些证据来分析思想内容，要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尤其要注意运用材料互证的方法，特别是采用以《论语》前后互证的方式，以此来准确阐明孔子话语和思想的本意。空说无据，难免会流入抽象，下面试通过具体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例1：

   

    《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本章中的“攻”字存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治，另一种解释为攻击；“异端”同样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异端邪说，另一种是指事物的两端，也就是两面性；“已”字也具备两种解释，一种是实词“止”，有着终了的意思，另一种是语气虚词 。几个字词存在不同解释，这些解释相互搭配，使得整句能有几种不同含义。其一为“攻治异端邪说，这是祸害啊”。其二是“攻击异端邪说，则祸害就会终止”。其三是“攻治认为事物有两端的学说，则祸害就会终止”。其四是“攻击认为事物有两端的学说，这是祸害啊”。

    以上几种解释，都与孔子的思想相符，到底哪一种契合孔子这句话的本来意思呢？关键在于明确“已”字的意义。遍览《论语》，只要是“也已”二字连续出现，都是语气词连用，比如《学而》中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可谓好学也已。”《雍也》中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泰伯》中提到，泰伯称得上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 ，周朝的道德也称得上是道德最高尚的人了 ，如果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 ，但假使他骄傲又吝啬 ，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子罕》中提到 ，虽然想跟从它 ，却没有途径了 ，只是表面喜欢却不深入思考 ，只是盲目跟从而不改正错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颜渊》中提到 ，可以称得上是明智了 ，可以称得上是深远了 。《阳货》中提到 ，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 ，他这一生也就结束了 。《子张》中提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只有一处似乎为例外。即《阳货》中的记载：“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高兴，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这里“末之也已”，似乎是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已”解释为“止”。但是“已”字作语气词解则为穷途末路之叹，这种解释也说得通。且此处“末之也已”，与前面引用的《子罕》中“末由也已”这句话，结构相同，意义也相同，能够作为语气词连用的内部证据 。如此看来，对上面的四种解释，只有第一和第四这两种能够成立，在这两种之中，第一种更为优越，因为全面审视孔子的思想，他对于是否承认事物有两端的学说，并没有将其置于像不同道势不两立那样的地位，比如“道不同不相为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所以他不至于说出第四种那样严厉的话。至于“异端”，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说，孔子所处的时代，自然还不存在诸子百家，因此很难将其译为“不同的学说”，但是和孔子观点相异的主张、言论不一定没有，所以把它译为“不正确的议论”。这种说法实在难以成立，所谓“道不同”，很明显涵盖了学说的不同。春秋时代，异端邪说存在且相当严重，这引起了孔子的极端忧愤，孔子不断对其进行贬斥，《论语》《左传》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事实正如孟子所说，世道衰败，道德沦丧，邪说暴行不断出现，有臣子弑杀君主的情况，也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情况，孔子感到恐惧，于是创作了《春秋》，创作《春秋》本是天子的职责，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了，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例2：

    《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一般将两个“与”字视作连词，意思是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此说法见杨伯峻所著《论语译注》，书中还为此说法作了详细辩解。孔子很少谈论利，这是事实。然而说孔子很少谈论命，既不符合孔子的天命思想，也不符合《论语》中“命”字出现的频次实际情况。至于说孔子很少谈论仁，更是如此。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在《论语》里，讲仁的地方随处可见 。所以从义理上判断，这里的“与”字不应该是连词。这里的“与”字不是连词，从句法上能得到内证，《论语》中连词在几个并列成分之间的用法和现代汉语一样，没有在几个成分之间重复连用的情况，总是用一个连词放在最后两个成分之间，比如《子罕》中“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为政》中“使民敬、忠以(连词，同‘与’)劝”，都能证明这一点 。实际上“与命与仁”中的“与”字是个实词，意思是赞同，那么整句应该标点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字解释为“赞同”，《论语》也有内部证据，比如《述而》中的“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先进》中的“吾与点也”等等，都是这样。由此例可见，字词互证十分重要。文献的字词解释与义理诠释相互制约、相互为用。一方面，义理诠释离不开字词解释，要以其作为基础。另一方面，有时字词的确切解释，须参考义理的恰当诠释来判定。

    限于篇幅，不再进行举证。读者要是有兴趣，可以参见拙著《论语本解》以及《论语校释丛劄》的正篇和续篇，它们分别刊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二辑和第五辑 。

    “怎样读经典”是由中华读书报与杭州骉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 ，本文作者是孙钦善 ，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