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变态，东京奥运会背后的日本情结：为何中国与日本彼此打量目光如此奇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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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运会开启了，日本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毫无意外的是，激烈的体育赛事让我们对日本产生了复杂的观感。

    日本为何需要借助奥运会来证明自身的“世界性”呢？为何奥运开幕式会如此沉抑？日本一方面呈现出开放的姿态，而另一方面为何又如此保守呢？更具挑战性的是，日本为何会成为中国人难以回避的一个“情结”？

    李永晶是新一代研究日本的代表学者。他在日本旅居了十年，拥有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目前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其代表作包括《分身：新日本论》《东京留学忆记》等。

    他觉得，要知晓日本，就得理解日本的“变异”。中国与日本相互打量对方目光的独特性，是历史上中日两国特殊关系的一种体现。在他的观念里，我们或许不应将日本当作一面“镜子”，因为日本本质上并非是与我们相隔绝的一个国家。

    今天，我们借着李永晶教授的文字，进入那个“变态”的日本。

    作者| 李永晶

    摘编| 程迟

    “模仿”出的文明

    提到日本文明时，很多学者和评论家以及部分日本学者会有这样的想法：日本只是专门去借鉴其他文明，而自身并没有文明。

    他们认为，古代日本文明是由模仿、吸收中华文明而来，公元 7 世纪中期的“大化改新”是大规模吸收隋唐文明的政治改革；近代之后，日本转变了方向，开始模仿、吸收西方文明。从根本上讲，这仅仅停留在对事实的描述上，未进入认知范畴，也未回答日本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特的文明。

    《变异:日本二千年》

    李永晶著

    一頁folio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9

    这个问题和文明的定义以及评价标准相关联。在中国的古典语境里，文明的主要意思是“文教昌明”，它是用于描述和衡量一个社会综合状况的整体性概念。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日本文明”这种说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人们产生的疑虑好像在于，日本没有给这个文明带来自己独有的贡献。日本仅仅是在模仿和吸收外来文明，却没有进行自身的“创造”。

    日本人擅长模仿，尤其在模仿隋唐时期的中国以及近代的欧美方面，这几乎是全世界都认同的。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就此得出日本没有自身文明的结论。实际上，阻碍我们了解日本文明的主要因素首先就体现在对“模仿”这个词的理解上。难道“模仿”就不属于文明范畴，模仿就不能实现创新吗？日本文明并非只是模仿而没有创新。这既是对日本“模仿”的一种错误认知，也是对日本“创新”的一种错误认知。

    《历史研究》

    [英] 阿诺德·汤因比著

    郭小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

    汤因比已经给我们作出了准确的解释。在《历史研究》这部著作里，他针对“文明的成长”这一过程及其动力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并且在其中特别提及了“模仿”与“文明”之间的关联。汤因比如此写道：

    运用模仿能力对于达成目的是不可或缺的。模仿是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皆是如此，不过在这两种社会中，其运用方式存在差异。在静止的原始社会里，模仿行为直接面向活着的老一代人以及故去的人。然而在迈向文明的社会中，模仿行为直接面对的是开辟新天地的创造性人格。本领是一样的，但是它转向了相反的方向。

    汤因比告知我们，除原始社会外，对于处于文明进程中的社会来说，模仿是文明成长的一种机制和动力，原因在于模仿者面对的是“创造性的人格”。他所提及的“创造性的人格”，实际上指的是文明开拓者、文明先行者那富有创造性的人格。如此一来，文明的后发者通过模仿，最终能够学到的便是“创造性”本身。这是一种非凡的行为。模仿者会有意识地把“创造性”当作自己要追求和培养的品格。创造性自身极为稀缺，它是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汤因比说模仿者最终学到的是“创造性人格”，指的就是这种对文明动力机制的学习。

    不仅如此，对于模仿，汤因比接下来还进一步告诉我们：

    模仿能够收获诸多社会资产，比如才智、情感、观念等。这些资产并非获得者自身创造出来的。倘若他们未曾遇到并模仿那些拥有这些“资产”的人，那么他们也不会具备这些“资产”。实际上，模仿是一条捷径。

    如果把汤因比的这些洞察用到日本的事例中，我们能看到，日本一直走着一条“捷径”，是一条通向文明的捷径。古代中华文明以及近代西方文明，在当时的日本看来都是压倒性的且高度原创的文明。这意味着日本在世界文明演进史上获取了相对特殊的位置，即处在两大文明的交汇之地。

    它只需进行模仿，然后以自身独特的“编辑”方式把这些成果据为己有，这样就能确保它始终处于文明的前沿。当这种“模仿”成为日本自身的文化基因和行事准则时，一种独具特色的“日本文明”就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显现出来了。

    日本。/

    很多当代评论家都留意到，日本当下的文明水准在诸多方面超出了普遍被认可的标准。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对现代世界上的各类文明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敏锐性，并且擅长运用自身的方式，像“模仿”，像“编辑”等，将其吸纳为己有，进而实现了文明的演进和提升。

    可以说，日本文明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拥有一种极为强烈的主体意志，这种主体意志是关于文明化的。

    “变态”的日本

    我前面曾说“日本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这其实是对人们日常所感的一种郑重且严肃的表述；在日常生活里，人们更倾向于直接用“变态”这个词来描绘他们所看到的日本的那种奇异属性。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从“变态”这个标签开始讲起。这个常见的说法具有高度的通俗性和表现力，只要对其进行恰当的阐释，就能够构成我们认知日本的独特视角，也就是“变异”。

    《分身:新日本论》

    李永晶著

    一頁folio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1

    让我们先回到上面提及的包含“变态”的那些说法。这些说法的本质属于社会学里所说的“刻板印象”。也就是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关于其他族群以及他人的看法，并且通常都夹杂着特定的成见和偏见。我们若要深刻认识日本，首先就得对这些刻板印象展开一番论辩与反思。而对“变态”进行剖析，能够给我们提供直接抵达问题核心的入口。

    现在，我们的问题变得非常简单了：日本真是“变态”的吗？

    显然，“变态”是个很口语化的表述，兼具严肃和诙谐的特点；人们在日常读日本小说、看日本电视剧或电影，以及阅读日本社会新闻时，常常会遇到一些情节或事件，接着会不经意地发出这样的评论：“嗯，有点变态”“哇，真是变态”。这样说的时候，人们实际上是想表达一种特定的扭曲现象，尤其指的是“心理变态”和“性变态”。

    这些“变态”并非好事，然而正因为如此，却能激发我们去探寻。在人们日常使用却未曾察觉的这个“变态”所指向的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着我们不熟悉的日本的特殊原理在起作用呢？

    这个问题引领我们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实际上，在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某些领域见到“变态”现象时，我们是用它来指代一种与我们不同的、属于日本自身特有的形态；并且，“变态”这一称谓恰好体现了我们对日本特殊性的一种质朴感受。

    从字典的标准而言，“变态”有两种严肃的意思。其一，是指事物的形态或姿态出现了改变、变形，也就是一种“变化了的形态”；其二，是指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不管是哪种意思，关键之处在于，当我们说出“变态”这个词时，我们的心中必然有一个“常态”，也就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正常”标准。“变态”本质上指的是一种与我们预设标准相异的状态，我们可以将其勉强称作“非常态”。

    日本的这种非常态现象，似乎举目皆是。

    日本人对汉字的用法是很典型的例子。例如，在他们的地名或姓氏中，有“我孙”“我孙子”“吾妻”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说法，而在名字里，有“龟太郎”“花子”等同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叫法。这样奇异的汉字用法有很多很多，但如果我们不依据我们自己当下的用法作为标准去进行判断，就很难说日本的用法是“变态”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日语里有“雪隐”这个词，它看上去很有意境，然而其意思却是“厕所”，这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当我们翻阅日文字典时会得知，这种用法实际上源自中国佛教典故，是源于雪窦禅师在浙江雪窦山灵隐寺负责清扫厕所的故事。“雪隐”的这种古典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

    日本东京的寺庙。/

    另外，日本的和尚能够吃肉，能够饮酒，还能够娶妻生子。即便行走在东京、大阪这类现代化的大都市街道上，你也会时常看到大小不同的佛教寺院。并且，佛寺里面通常就是墓地，那里密密麻麻地竖立着木制或石刻的墓碑。日本人的社区与墓地相邻而居，阴阳两界看上去相安无事；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日本的电视台以及报纸等各类媒体还会投放有关如何办理个人丧事和料理后事的广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属于“变态”。其佛教规定与中国现行佛教“断酒禁肉”（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戒律相违背。并且它的生死观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死观大不相同，触犯了我们心中的某些禁忌。

    日本社会和文化中存在着诸多让我们感到惊奇、难以理解甚至惊讶的事例。然而问题就在于此：我们在美、印、非也能看到让我们震惊的文化现象，但我们一般不会用“变态”来形容美国、印度或非洲。那么，“变态”为何会成为我们心中几乎只属于日本的标签呢？

    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存有一把专门为日本而定制的尺子。当我们用这把尺子去衡量时，会发觉日本与我们存在差异，进而认定日本“变态”。我们内心潜在的意识是日本应当和我们一样。而对于美国或印度等其他国家，它们本身就与我们不同，所以我们不必对原本就不一样的事物感到惊讶。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本”始终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定版本的“日本”。我们对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在意。也就是说，我们都觉得日本和我们中国的关系很特殊，所以我们对日本的“不一样”以及“非常态”会格外敏感。我们使用的“变态”这个说法，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将我们对日本认知的深层逻辑或者说无意识给暴露出来了。

    我们对日本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对象，它与中国有着诸多紧密的内在联系，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分身”。中国的文人学士很早之前就表达了面对日本时这种似曾相识的感受。例如，周作人（1885—1967）在 1935 年的一篇回忆性文章《日本的衣食住》里曾这样说：

    我们在日本的感受，有一半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有一半却是有着古老往昔的气息。这种古昔是在异国他乡中依然健康地存在着的，因此它不是像梦幻那样虚幻不实的，并且也和高丽、安南那种只是模仿穿着古代服饰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周作人的意思是，他在日本察觉到了中国美好的古代形象。那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人在位的时期，属于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并且，朝鲜、越南这两个国家也在“优孟衣冠”，同样在对中国的礼仪典章制度进行模仿。然而，我们却无法从它们身上寻觅到这样美好的中国。中国的“古昔”在其本土已经变成了“空假”，这是一种非常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的文化与文明意识。

    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清朝末年驻日参赞黄遵宪（1848—1905），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他有过日本体验；懂九种语言、获得十三个博士学位的“文化怪杰”辜鸿铭（1857—1928）有过日本体验；晚清变法领袖“南海圣人”康有为（1858—1927）有过日本体验；大思想家“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1893—1988）有过日本体验。他们中有人在日本发现了“中国”，有人说遇见了自己的“故乡”，有人看到了中国古典政治理想中的“三代之治”。

    日本。/

    回到当下。若你有过日本旅行的经历，或者通过影视节目有过间接的体验，那么当你看到日本满街的汉字时，是否会有“发现中国”的感觉呢？例如，现代日文中的汉字字体与我们广泛运用的“宋体字”不一样，他们所使用的字体被称作“明朝体”，这种字体是在中国明朝时传入日本的标准字体。这种字体本质上属于宋体字。然而，它与当下印刷体所使用的“宋体”以及“仿宋体”在字形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仅仅从汉字字体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察觉到在我们身边还存在着一个别样的“中国”。

    如果对书法有一定了解，我们或许会在内心深处认同周作人曾有的印象。周作人回忆起，那时他和他的伙伴们，“看到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常会指指点点并赞叹，说还留存着唐代的遗风，不是现今中国所拥有的”。即便我们对书法不熟悉，大多也会察觉到日本很多店铺招牌的汉字书写让人感觉新鲜，仿佛更具古风，更加古雅。

    日本店铺的招牌。/

    在“变态”的日本，我们竟然发现了另外一个“中国”！

    我们在日本能够发现“中国”，这是因为我们内心有这样一种观念：日本文化长久以来接受了中华文明的哺育。而我们在日本的所见，恰恰印证了我们内心的日本形象。观念与现实感受相互强化，使得日本构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所以，我们认定日本的某些现象为“变态”，其根本缘由是日本的发展变化脱离了我们心中的常态，变得“不正常”了。这个常态就是我们自身。由于古典文明的缘故，我们在看待日本人、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社会时，往往会觉得他们应该和我们相同。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

    日本是一种“心理情结”

    我们或许可以更深入地捕捉到“日本在我们心中”的相关经验证据。每当提及日本的时候，这些情绪中的一种或者全部都有可能以某种形式在我们的脑海中或多或少地浮现出来。

    比如，当提及现代日本国泰民安、衣食丰美且秩序井然时，我们会将日本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当提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像右翼政治家或右翼学者否认侵略战争以及战争中的各种罪行时，我们必然会感到愤怒。同样地，当想到日本在历史上长期受惠于中华文明，可到了近代却后来居上并反超中国时，部分人内心难免会产生复杂的情感，这是人之常情。

    这些情绪是变化不定的，想象、事实、认知以及偏见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无需过于认真。然而，这些日常的经验和观感普遍存在，这恰恰表明日本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我们随时都可能拿出内心的尺子去对它进行测量。

    问题存在更复杂的一面：我们面对日本时所产生的这些或温和或强烈的情绪，对我们内心衡量日本的那把尺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影响了我们对日本事物的判断。日本在我们内心的这种心理机制，能够被称之为“日本情结”。

    “情结”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中是一个专门的说法，它类似于我们日常口语里的“心病”。“情结”一方面影响着我们对日本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例如，刚刚提及的“日本右翼”政治家与学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再次兴起呢？另外，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有二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其中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能因为情绪和刻板印象就对这些问题的判断产生影响。有句俗语说：心病得用心药来医治。既然日本是我们心中的“病”，那么认识日本就是认识我们自身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日本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紧密相连：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还制造了济南惨案，之后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进而引发了抗日战争……这些历史事件，我们都十分熟悉，它们对现代中国人国家和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这种历史记忆和观念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心中的情结。

    情结属于心理方面的事物，它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却不容易被人把握。与之相反，“日本”还存在着另一个我们时常能够看到的方面：日本就在我们的附近。

    日本在地理上距离我们很近这并非如此，而是它此刻实实在在地就在你我身边。例如，在我们的手机方面，不同品牌的手机都有日本制造商提供的零部件或者设计方案；我们能够通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去观看日本的电视或电影节目，亦或是游玩日本的游戏。比如，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见到日系的汽车；中国每年销售的家用汽车中，日系大概占据了四分之一的份额。

    "日本就在我们身边。"/

    日本在我们身边，原因在于它拥有庞大的经济体系。日本的经济总量在 1960 年代末上升至世界第二，仅落后于美国。到 2010 年，这一第二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然而需注意，中国的人口数量是日本的十一倍，国土面积约为日本的二十五倍。倘若此时我们称日本“变态”，其真实意思便是“非常态”。

    19 世纪末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中国的部分士大夫察觉到了日本的优秀特质，从而开启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整个 20 世纪，中国一直在努力追赶。到如今，我们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日本具有更强的危机意识，始终留意着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为了能精准、及时地掌握中国的动态，日本投入了众多的人力和物力来对中国进行研究。20 世纪上半叶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之争后，如今中日两国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关系。然而，在政治关系方面，双方一直起伏不定，处于低信任的状态。

    这是二战后东亚世界秩序的通常状态，不过它和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状况不一样，属于非常态。所以，我们对日本的认知需要提前一步，朝着构建更好的中日关系和东亚世界秩序的方向努力。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讲，构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中日关系，从长远意义上对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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