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IP演变史：从古典传奇到现代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文化符号

hwyzw

    诞生于古典传说和明清剧本中的孙悟空，是当今中国的一大“IP”。

    2024年8月20日，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与此同时，孙悟空的形象在重读中仍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对孙悟空的两位师父菩提祖师和唐僧进行比较和分析，“我的聪明弟子是如何变得像你一样成功的？” ？”在网络文学界，随着许多优秀动画电影的出现，人们将孙悟空、哪吒、杨戬（或红孩儿）称为“天行三反”……

    时间线向前延伸。 1986年的电视剧《西游记》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1995年的电影《西游记》被北清大学生誉为经典。 2000年，网络图书《悟空传》成为畅销书。 ……在跨媒体的徜徉和衍生中，孙悟空一次又一次的变化，每一个定格都折射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一代又一代观众对孙悟空的喜爱不断，也许来自于原著小说，也许来自于六岁孩子的演绎，也许来自于周星驰的重构，也许来自于动画版的孙悟空，“总有一只猴子，走进你的情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白慧媛说。他在其著作《英雄蜕变：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2024年7月出版）中，梳理了孙悟空形象从民国到当代的演变。

    “我们对孙悟空的潜在设定，他的反叛、反抗和救赎，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古典问题，而是一个当代问题。”白慧媛说道。

    2015年，动画电影《西游之大圣归来》上映。剧院里，玛赫西回来的场景让他震惊。 《小刀社序曲》的配乐中，孙悟空再次跃上银幕，同时代人对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和电影《大话西游》的回忆也被调动起来。 “这种记忆障碍般的创作，让我想起孙悟空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一定不是偶然，而是一个复杂。也就是说，这一代人要讲述自己（孙悟空）的故事。” ”

    演出结束时，白惠源听到旁边两个高中生哭喊着：“我们（中国动画）有希望了！” 《西游记大圣归来》的上映一度引发了关于“中国动画崛起”“大国崛起”的讨论热潮，不少观众反复观看该片。在大众层面上，白惠媛也被孙悟空所携带的情感能量所吸引。

    《英雄变身》中的白慧媛梳理了动画电影中孙悟空的面孔如何成为国人的“时代表情”——与1941年《铁扇公主》中米老鼠般的“空滑稽”相呼应隔离时期的中国主体。失去身份； 1964年的《微笑》中的“自信”，指向了革命的昂扬和乐观； 1985年《金丝猴降妖》中的“悲惨冤案”，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而2015年《大圣归来》中的“沧桑”，则是大国崛起时代以“父亲”之名向中国投射的自我期许。

    在白慧媛的观察中，《悟空传》中的充分叛逆一度在新世纪的前十年点燃了一代人的青春，但后来逐渐消失。在众多IP火爆的当下，孙悟空还能召唤社群，再次成为时代的面孔吗？对于流行文化研究者来说，碎片化时代是否有必要寻找“大众”，如何可能？

    以下是白慧媛与南方人物周刊的对话。

    白慧媛图/受访者提供

    孙悟空与当代年轻人：“上岸第一剑，就是先杀掉你想杀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孙悟空对你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识有何影响？

    白慧媛：孙悟空是妖仙。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有的魔人神仙体系的挑战。这是一个边界比较模糊的图像。这个职位和我做的文化研究很相似。它始终处于大学学科的边界，没有专属领地。它只能不断地跨越国界、游牧、流动。

    对我来说，孙悟空不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是初高中应试教育压抑的另一个自我。因为我内心可能很叛逆，但我表现得很乖。我想取得好成绩，在体制里一路“滚”，但内心的自我却始终存在。这可能是一代人的经历。我感觉自己经历了应试教育，青春期从大学才开始。大学相对自由、轻松的氛围提供了寻找自我的空间，或者说，只有在大学里才能成为孙悟空。

    在跨媒介的漂泊与衍生中，孙悟空一次又一次的变化，每一次的定格都折射出一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南方人物周刊：“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为孙悟空。”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而且，1995年的《大话西游》本来在内地的票房成绩并不好。直到1996年，清北地区的大学生才在网上论坛上不断讨论，并逐渐将其推崇为“经典”。是什么吸引了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看《大话西游》？

    白慧媛：《大话西游》对年轻人有非常具体的影响——那时候大学生开始不被分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很矛盾。他们认为我是自由的，想做我自己，但他们也很困惑如何成为我自己。时代涌现了很多选择，我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人会说，我选择更安全。这个话题今天仍然有效。

    《大话西游》无意中触及了年轻人的代际经历，这就是孙悟空的困境：快乐当土匪，还是安安静静当狗？或者正如我总结的那样：保持天真，就注定无能；保持天真，就注定无能；保持天真，就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就必须虚伪。选择去西方取经，戴紧咒，意味着被束缚，也意味着稳定；成为强盗意味着你自由了，但也可能一无所有，朝不保夕。

    南方人物周刊：以《大话西游》为起点，孙悟空与年轻人、青年或青春期联系在一起，成为记录一代人迷茫的中介。您如何看待此后孙悟空与青少年文化的互动和变化？

    白惠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首先是我当时提出的叛逆和皈依的问题。 《大话西游》通过孙悟空与至尊宝的关系来呈现这样的精神裂变和二元困境，但并不包括两人。之间做出选择。谈到《悟空传》，作者金和哉给出了一个成长框架，认为从叛逆到皈依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 《西游记》中，大闹天宫、去西天取经的孙悟空形象，其实是两只猴子缝合在一起的。这种叙述的风险在于，当叛逆被归咎于青春期时，这意味着叛逆可能不成熟，荷尔蒙有一天会消失。当然，《悟空传》中的叛逆依然那么饱满，“我要这一天，不再能遮住我的眼睛……”似乎在向一代人做出宣言。

    另一点是关于爱情故事。 《大话西游》让孙悟空恋爱了。这个故事向外延伸，让我想起了应试教育阶段老师和家长经常设置的一套二元对立：高考和早恋。看来两者不能共存。只要过早地恋爱，考试就不会取得好成绩。事业与爱情冲突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时间效率问题。人们似乎认为恋爱只是浪费时间，因此建立了一种时间紧迫感。这背后是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2013年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有一个经典的问题：“你的未来和我的未来不能共存吗？”这种问题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典型情感结构。这几年，正如网络上所说的“第一把剑落地，先杀了自己所爱的人”，对于情感的理解已经成为一种胎死腹中、未萌芽就结束的状态，这背后就是对这个秩序的默许，不想反抗什么，不再迷惑两人之间的秩序，爱情自然就被抛在了身后。

    大话西游之圣人姻缘 (1995)

    孙悟空与哪吒：当反抗太过奢侈时，无聊取代了愤怒

    南方人物周刊：近年来，很多人把孙悟空、哪吒、杨戬称为“天上三逆童”。您还写了一篇关于哪吒的论文。对于这三人的“叛逆”，你怎么看，尤其是孙悟空和哪吒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白慧媛：首先，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主创将哪吒改成了独生子（他原本有两个兄弟），导致哪吒的故事被完全回收到了养育和成长之中。属于独生子女一代。问题是，在电影中他的父母非常爱他，他的痛苦只是他自己的痛苦。

    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是1979年的动画电影《哪吒浩海》，它展现了另外一些东西，所谓“还父身骨”的果断反抗。相比之下，我认为孙悟空的叛逆有两个方面。他很纠结，想要和真正的修会对话，而哪吒则非常果断地退出了修会。

    南方人物周刊：有趣的是，哪吒和孙悟空的“叛逆”很快就变成了中国式的“燃烧”。比如你提到了《悟空传》和《魔童降世》中的黄金台词。 “命运由我做主”这句话几乎成了高考的励志名言。

    白慧媛：哪吒的故事通过毁灭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这是一种极端的抵抗形式。说到高考，人们都说我一定要赢，一定要成功，一定要通过这次考试。这里还可能包括的是，如果我再忍耐一段时间，只要跨过这个坎，我就会获得重生。哪吒也是后来重生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能存在关联。

    另一方面，“燃”本身就是一种二维文化，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生活还无法达到“燃点”。要点燃它，就不能点燃私人生活。一定有更高尚的东西，比如“二维民族主义”。 《大圣归来》当时的火爆，与中国崛起的叙事有关。 COVID-19疫情爆发后，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高维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大家都感觉更累了。

    哪吒之魔童降世 (2019)

    南方人物周刊：疲劳可以说是当下的一种“时代情绪”。在新书沙龙中，您提到了近年来“打工西游”叙事的兴起，比如《八十一难》、《太白金星有点烦》、《小怪兽的夏天》等在《中国故事》中，创作者以小人物或打工者的视角和心态重新解读了西游记的故事。这不仅是你所说的“叛乱”的消亡，也是个人的退出。世界，把世界交给大佬的感觉。您如何理解这种观点的转变？

    白慧媛：这背后是“打工人”的集体情绪。不仅仅是外卖员被困在体制里，所有人都被困在体制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抗可能过于奢侈，或者略显虚伪，而小妖精所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无聊取代愤怒。我们拒绝重量感。斩妖除魔，无非是画饼而已。不加班才是真事。

    从《大话西游》到《悟空传》，孙悟空在痛苦中仍在追问意义：这样做是对的吗？或者应该这样做吗？但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急于追问意义了。包括近几年出现的治愈或者治愈系统，都指向了当下对于慢节奏、平静、温暖叙事的渴望。这与《西游记》作为神魔小说的节奏不同。人们必须升级才能对抗怪物。比如现在网上很多修仙的文章不是向外修，而是向内修。

    南方人物周刊：近年来还有一些流行词，比如“精神内耗”、“情绪稳定”等。

    白慧媛：是的，最近有一种说法，叫“强人”和“轻人”。你看，《小怪兽的夏天》里，小怪兽的形象和表情都是淡淡的，看起来情绪很稳定。事实上，内部波动不少，甚至有破防的情况，但看上去却十分稳定。这构成了当代一些年轻人心理状态的症状，包括很多流行的表情符号，比如“卡皮巴拉”，看似冷漠，但底下却是麻木、麻木、疲惫。

    《小怪兽的夏天》中，小怪兽的形象和表情平淡，但背后却是麻木、麻木、疲惫。

    孙悟空与至尊宝：大我还是小我？魅力在于共存

    南方人物周刊：整本书的研究框架可以说是孙悟空形象与民族国家的同构。说到民族国家，您在分析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时，提到了“风景民族主义”的概念，并讨论了电视剧如何通过在著名景点拍摄来重构“祖国”身份全国各地。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会出现“大江山”的个人与国家关系构建方式？未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特别是现在新题材电影的规模越来越大？

    白慧媛：1986年版的《西游记》是《西游记》历史上第一次全实景演出。全实景是指室外场景和自然风光。这方面就是导演的意识。她在采访中提到，要用真实的场景来实现《西游记》中“旅行”的理念。反观当时有两部电影，《庐山恋》和《牧马人》，都是用风景来召唤民族认同，修复民族情感，用祖国的话语代替了民族的话语。 。记得看1986版《西游记》时，开头印象特别深刻：全景、仰视、逆光、师徒四人徒步在黄果树瀑布上，有一个“行者”美丽又带点悲伤。

    如今，随着《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故事片式主题电影的出现，拍摄布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喜欢用无人机鸟瞰整个场景。这个场景本身就意味着必须构建一个整体，一个不以实践者或某个主体为核心，而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整体。

    1986年版的《西游记》中，风景作为核心中介，重塑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它想表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作为主体的扭结心态。但在主旋律电影中，由于“电影之死”，布景实际上变得没有数字特效和滤镜，不再是80年代的实拍，而是很多合成的东西，更像是一种感性的氛围。这里的风景仅指空间、全球视野、“大国意识”或“大国无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影片更加注重“在地性”的呈现。

    1986年版的《西游记》并不追求“在地”，而是所谓的“山清水秀”（下）。美是优先的，主旋律电影的地方性非常突出，而且不是通过风景，而是更多地通过方言，所以我提出了“方言民族主义”的概念。

    南方人物周刊：从民族国家横向延伸，迪士尼2023年将播出美剧《西游ABC》，你关注了吗？从跨语言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图像（或“符号”）如何用来描述亚洲经验？

    白慧媛：在《西游ABC》中，孙悟空或者西游记都只是点缀和符号。它更多地讨论了亚洲问题：亚洲人如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亚洲人非常深刻的一面。男主尴尬的状态和融入主流的特殊愿望，导致他在被分配到一个和自己一样黄皮肤的朋友时，心里并不是很高兴。尾巴露出来了。这种困境，或者说边缘地位，具有一定的自我批评性。它并没有美化它，说我们不容易，我们天生正义，我们牺牲了，牺牲了，但你们都错了；相反，它更多地展示了困境本身。

    包括近年来的美国电影《变形记》和《瞬态宇宙》，对东亚家庭最突出的理解就是坚强的母亲。她代表着母权制，代表着家庭规则的制定，代表着一种看透但不斥责的态度。压抑的气氛。在这里，我觉得孙悟空成为了一种解放力量，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超级英雄般的超越。

    更有趣的是，中国观众在观看这些海外西游记叙事时，会产生自我反思的效果。例如，很多中国观众认为《西游ABC》是一次“魔改”。一代又一代观众对孙悟空的喜爱，来自于我书中整理的媒体经历。我们不一定喜欢《西游记》小说中的孙悟空。我们可能喜欢六小龄童、周星驰、《大圣归来》……总之，总有一只猴子走进你的情感。所以，我们孙悟空的底层背景，他的反叛、反抗、救赎，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这不是古典问题，而是当代问题。

    西游记ABC (2023)

    南方人物周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孙悟空，从“悟空剧”、连环画，到1986年的电视剧、90年代的《大话西游》，再到后来的网文、动画电影和电视剧中孙悟空的各种变化。游戏。 ，这里面有跨代对话吗？

    白慧媛：“代际”在孙悟空这个话题中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20世纪中国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除了这些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问题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媒体。每一次媒体变革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因为媒体已经刻入了不同代人的情感体验。有的人看小说，有的人看电视，有的人用手机。而通过媒介的演变，我们还可以触摸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写每一章时都改变了媒介。这并不是刻意的改变，只是每个时代都对应了一个核心媒介而已。在媒介的演变中，我选择了孙悟空这个标题，因为我想找到一个对话的机会。

    所有这些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跨代的问题——“小我”与“大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我们常说的，你能超越自我，找到超越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吗？每当有二选一的时候，人们就会问，你选择至尊宝还是孙悟空？你选择小我还是大我？我拒绝给出答案。问题是，谁给我们创造了只能在二元环境中做出选择的空间？我认为我做出选择还不够。例如，宇野恒弘所说的“决策主义”就像有人给你一个问题，你做出选择。如果问题本身是错误的怎么办？换句话说，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提问者的动机是什么？他怎么一步步让我们只有这个选择？

    一方面有具体而微小的幸福，另一方面有超然的乌托邦前景。两者共存。这背后是比例与和谐的问题。即使是现在，人们仍然可以相信一些超越个人的东西，但你不能说你必须完全放弃你目前私人的、具体的幸福。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英雄变》的开头有一句话，“经历了各种形式的‘革命’之后，我们很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但孙悟空仍然可以召唤出共同体的身份。”和。时至今日，孙悟空是否还能召唤出社群，或许很值得怀疑。在碎片化的时代，“大众”意味着什么？作为一名流行文化研究者，是否有必要重新寻找“流行”？如何可能？

    白慧媛：差异化时代确实已经到来。比如我们听的歌、看的电影、读的书都是不同的，我们的口味也不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是流行文化研究者，我们习惯于用社会共性来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流行文化文本的意义。但我相信，恰恰在这个聚焦的时代，阅读数、票房、点击率并不足以判断一部作品的宣传程度，因为它们都会陷入数字的神话。这个数字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即使每天有十万多，你也可能没有见过。

    真正重要的是找到差异化时代不同受众所共有的情感结构。它不一定是由相同的文本或相同的图像创建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类比、同构的关系。例如“殴打工人”。当我谈论“打工人”时，我可能在谈论“打工人”，但如果你看音乐，你也可以看到像毛不易等人的作品。所有这些都是相关的。 。正是由于社会某种情感结构的隐喻变化，人们对自己的立场和自我想象产生了某种同构。

    我总是举个例子。伯明翰亚文化研究学院分析了为什么战后英国工人的后裔喜欢雷鬼音乐，这种音乐产生于牙买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他们都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中遭受着某种衰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引入另一个话题，《野狼Disco》中的“东北粤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意义上，东北和香港产生了对90年代的集体怀旧？

    这种类比与同构的关系或许代表了碎片化时代我们的宣传方式。它不是通过分析相同的文本或相同的图像等机械方法来实现的，而是能否找到不同受众所共有的情感结构。此时此刻，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出现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公众并没有消失，但我们寻找它的方式已经改变了。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吴俊申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