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燕生与堂吉诃德的不解之缘：从中学时代的狂笑到翻译家的沉静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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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力三世在宫殿的阳台上看到一个学生在看书时狂笑，于是他说这个人正在读《堂吉诃德》，否则他一定是疯了。

    董彦生中学时读《堂吉诃德》时经常这样做。他读着读着就笑了。那时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与这位游侠结下不解之缘。客厅的墙上挂着堂吉诃德的肖像，保持着永远前进的态度。

    董彦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多年来以不同版本重印，在书架上散发着静谧的香气。他的心里或许隐藏着一个我们看不到、猜不到的堂吉诃德，一个不会长大的骑士。他的字典里没有“防护墙”。他想到十点就得说十二点，有时他的话越是讽刺、刺耳，越是过瘾，难免让人觉得他“幼稚”。事实上，他心地善良，充满幻想。

    5月19日，读书报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家董燕生进行了专访。

    机器无法取代文学翻译

    读书报：您现在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

    董燕生：吃饭、睡觉、等死，一路上干点活。每天编写教材的时间不超过两个小时。 《现代西班牙语》第三版还差两卷，第四卷还在校对中。本以为不需要电脑校对，没想到会比较麻烦。不同格式的转换过程出了问题，到了那里就乱了。

    读书报：但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有了翻译软件，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董燕生：网上的翻译更是可笑。电影的字幕更是废话。要将中文翻译成西班牙语，中国人的水平必须与西班牙语使用者的水平大致相同。机器永远无法取代人工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太灵活了，它不是技术规范——它是固定的一对一。文学翻译是一对百、千、万。

    读书报：新媒体对您的生活影响大吗？

    董燕生：首先是影响视力。无谓地浪费你的时间。我经常在微信上看到各种新闻，其中有一些是无稽之谈，非常有损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且肆无忌惮地宣扬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很多内容让我气死了，但我还是忍不住看了。以前没有它生活还好，但现在没有它我睡不着、吃不下，我无法想象我会怎样生活。它就像吸烟一样让人上瘾。我每天只在吃早饭的时候看《朝闻天下》。我长时间使用电脑并收发电子邮件。我很想读外国报纸，主要是西班牙报纸。晚上睡觉前就看一会儿微信，主要是看别人发的有趣内容。有一些有趣的视频可以分享，让人们开怀大笑。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牙没有反响

    读书报：中国当代文学在西班牙的现状如何？

    董燕生：没有回复。几年前，甚至有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没有文学。相反，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多版本，至今仍在被翻译。但对《道德经》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很多人认为这是皇权统治。

    读书报：您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总统先生》翻译成中文。外文出版社曾经请你翻译莫言的书。翻译完成后，出版社还支付了版权费。当时国外还没有出版。不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他的书是否在西班牙出版了？

    董燕生：《总统先生》翻译后我付了版权费，但我从来没有把它当作一本书。至于莫言获奖后是否会出版，我不知道。

    读书报：对于如何提高外文翻译质量，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董燕生：一种解决方案是使用西班牙语水平高、母语水平高的中国翻译人员与西班牙语水平高、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合作。这样的翻译质量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中文译者首先拿出初稿，然后与西班牙语国家的专家进行交流，最后定稿。

    读书报：您对西班牙语翻译的评价并不高——您是根据什么判断得出这个结论的？

    董燕生：通过我的教学和广泛的接触。有些人西班牙语写得不好。我们怎样才能让他们翻译呢？我从来不读西班牙语国家文学作品的译本，因为我知道，译本再好，也会被歪曲。本来我以为英语界的翻译水平会更高，但事实证明不一定如此。美国有位作家方龙写过一本书，名叫《宽容》。我很喜欢这本书，但总觉得中文翻译有问题。当我将其与英文原文进行比较时，我发现了很多误译。

   

    要把汉语翻译成外语，首先外语水平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还必须具有作家的气质，你的文字必须具有文学气息。不知西班牙语界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能力？有些人中国文学读得不多，更不用说外国文学了。急功近利的结果最终只能适得其反，给人一种中国文化一团糟的印象。

    读书报：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

    董燕生：有时候需要一点危言耸听来让麻痹的神经清醒一下。人们喜欢读你翻译的内容吗？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呢？有关部门是否进行过调查？不要以为花了足够多的钱就会有效果。我认为，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有一个像样的中国文学翻译。

    我翻译了《堂吉诃德》

    读书报：您能告诉我您是如何翻译《堂吉诃德》的吗？

    董燕生：当时杨绛的《堂吉诃德》是唯一的西班牙语直译。我读她的译文，首先是学习，看看前人是如何翻译的；第二件事是我以后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如果能够实现，那么这样做就有一定的意义。读完之后，我有信心至少不会犯那些一眼就能看出的错误。她的翻译比我的短了几十万字。哪里少了？塞万提斯受到巴洛克文学思潮的影响，他的文字华丽。他时不时会说出十几个同义词、近义词。我翻译的时候查了字典，觉得很难，所以想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原来，原著的十几个字，她只翻译了两三个。有人说慷慨会降低复杂性，但我实在不同意这种说法。翻译包括节译、选译、汇编。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完整翻译，必须以原文为基础，不得有任何删减。

    我制定的一个翻译标准和原则：首先，原文说了什么？其次，原文怎么说？第三，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原文为什么这么说。同样的事情可以用不同的语气来表达，无论是开玩笑的还是严肃的，都要尊重原文的语气。无论是庄严还是嘲讽，是轻松还是讽刺，都需要体现。

    西班牙语有句话：所有翻译者都是叛徒。这有一定道理。有时译者必须稍微背叛原作者，才能达到他希望引起读者的反应。如果你明白为什么这么说，你就能“曲线救国”了。塞万提斯喜欢玩文字游戏，搞一些谐音之类的噱头。这个时候，逐字逐句地翻译只会导致失去原有的风格。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汉语的特点来模仿他的文字游戏，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读书报：《堂吉诃德》重印了多少次？你知道流通量吗？

    董燕生：丽江出版社一开始说要出版，但出了事，版权转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几年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最近有几家出版社和我签了合同，但书已经拖延了好几年了。更有趣的是，长春有人得到了一套《堂吉诃德》连环画，是上世纪西班牙画家的作品。屏幕下的文字完全是我的翻译。我什至不知道出版我的译文的几家出版社重印了多少个版本。

    出版社催稿极其紧迫，签订合同后推迟两三年看样书的情况屡见不鲜。至于合同的内容，就更搞笑了。这都是翻译者必须做的事情，否则他就会受到惩罚。与发布者相关的条款基本上是关于这个权利和那个权利。它可以变成繁体字在香港、台湾出版，制成图像，到处发行。这一切都与你无关。他还决定条款和版税。总之，看起来很像杨白老的背叛契约，让人有一种屈辱的感觉。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人对此表示任何担忧。

    “反面教材”是正确的

    读书报：您的主要工作是教学，您是如何与《堂吉诃德》结缘的？

    董燕生：长期以来，老师如果在课外从事翻译，就会被领导视为不守规矩的人。那时有一个标签，叫“名利观念”。在那种氛围下，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想过翻译。改革开放后，风气发生了变化。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翻译《堂吉诃德》，虽然我在中学时读过傅东华的译本，上大学后又开始读原文。我认为翻译这部作品是一件大事，是每个人的事。

    有一次，丽江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突然来到我家，说是北大的赵振江夫妇推荐了他。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堂吉诃德》的翻译你最好去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董燕生。

    当我听到朋友和同事对我评价如此之高时，我惊呆了！我很感动，我想我可以尝试一下。我只是说，给我一些时间考虑一下，如果我认为我能做到，我就签合同；如果我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翻译达不到现在的翻译水平，何苦去做这些无用的工作呢？

    这段时间，我读了杨绛的译文，并与原文进行了对比，发现了很多基本错误。

    读书报：有哪些误区？

    董燕生：比如，英、法、西三国的译名专有名词非常相似，但拼写上有细微差别。这个微小的差别让一些人感到困惑，不去查字典。例如，古埃及的宗教和行政领袖被称为法老，西班牙语以F开头，英语和法语以PH开头，但按照惯例，成都译为“法老”。在杨绛的翻译中，她只按照西班牙语发音进行翻译，将“法老”翻译为“法拉奥内”；她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古国亚述翻译为“阿西利亚”。

    已经定下的翻译进入汉语词典，无论多么荒唐，都不能改变。柯南·道尔在英国创作了《大侦探福尔摩斯》。英文名是怎么变成 的？我还是不明白。后来认识福建学生才知道，福建话里没有F音，而翻译《福尔摩斯》的人也是福建人。

    读书报：关于“hair on the chest”的翻译，也存在一个有趣的争论。

   

    董燕生：各种语言都有大量的固定表达方式。其中包含的词语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含义，整体上有了其他的含义。我们无法从字面上解释其含义，必须查阅字典来确定翻译。比如汉语中的“闻风即雨”、“东有锤子，西有棍子”等，其实与风雨、锤子、棍子无关。直译只能让读者感到困惑。

    《堂吉诃德》中，桑乔在描述堂吉诃德的“爱情”时，说道：她胸前还有毛！西班牙语词典中解释的意思是形容一个非常勇敢和坚强的人，以及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女人。西班牙语国家的人们一旦理解了这个直译，就会忍不住笑起来。

    读书报：争议是如何产生的？你回复了吗？

    董燕生：我在采访中顺便表达了我的看法。没想到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引起轩然大波。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多位资深编辑、审稿人、翻译家联名撰文攻击我，说我是“翻译界的头号暴君”，说我是爬在别人的肩膀上。有趣的是，这些资深学者都不懂西班牙语，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评论西班牙语翻译。我没有回应。对于这场争论，我的朋友林一安写了《别把误译误认为经典》，发表在《中国读书报》上。

    读书报：这场风暴对你有什么影响？

    董燕生：没有影响。我认为这很荒谬。一个朋友很担心我，打电话给我问我惹了什么麻烦。不过，这确实反映出我们这里还没有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氛围。

    读书报：您和杨绛本人有过交往吗？

    董燕生：没有。曾经有一家出版社找我翻译她的《干校六札》。一是没兴趣，二是实在没有时间，所以就拒绝了。

    读书报：您荣获胡安·卡洛斯国王授予的伊莎贝尔女王勋章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堂吉诃德》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董燕生：这不是我追求的，完全是意外的收获。能够从事《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也是一次偶然。

    学生们对待我就像家人一样

    读书报：听说学生很喜欢你？你认为你有什么特别之处来吸引学生？

    董燕生：确实如此。像我这样的学生关系很少见。今年6月24日我才八十岁。提前庆祝生日是中国的习俗。去年，一大群学生为我举办了盛大的生日聚会，并出版了纪念册。我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时常给我打电话，经常来看望我。有的夫妻吵架来找我躲，有的和父母吵架来找我。我爸爸告诉我妈妈，我们的儿子似乎还没有长大。另外，我性格比较外向，不会拐弯抹角，也不会回避。用姐姐的话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我哥哥呢？他很天真，不会欺骗别人。

    读书报：听说你中途学了西班牙语？

    董燕生：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和我一起考入这所学校的高中同学说他想学西班牙语，所以我就说我也要选择这门语言，以免不认识任何人。其他部门。原本我打算学俄语。当时苏联在中国很受欢迎，俄罗斯文学也很有吸引力。

    读书报：您之前说过，现在的翻译家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你的文学修养从何而来？

    董燕生：我从小就喜欢看文学书籍。初中时，我读了很多中国小说。高中毕业后，我主要看外国小说。我读了很多世界名著，如雨果的《1993》、《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狄更斯等。

    读书报：您获得了很多荣誉。回顾自己的一生，你是否有一种成就感？

    董燕生：同学们对我的友谊让我感觉很舒服。学生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家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