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负增长提前5年：2023年出生率6.39‰与2024年上半年的乐观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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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国的人口变化，近期有两组数据引发公众热议。

    10月底，《中国统计年鉴2024》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出生率为6.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从2022年开始，这是该国人口第二年出现负增长，降幅从-0.60‰扩大到-1.48‰。

    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项目均预测，2027年至2032年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实更为残酷。负增长的时刻提前了多达五年。

    二十年前，政策设想了一个人口零增长的时代，并将其作为目标。现在，当这个时刻到来时，紧张已经取代了理想，人口减少带来的人口问题已经达到了紧要关头。

    但最近的另一组数据显示出乐观情绪。

    近日，一些地方公布，2024年上半年出生数据好于2023年同期。例如，湖北省天门市，截至2024年8月14日，全市出生人口达到4232人。 2024年，不仅扭转了出生人口连年下降的趋势，而且逆势增长了11.3%。

    在人口问题凸显之际，微观领域出生人数的反弹能否扭转我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

    许多地方的生育高峰是乐观的迹象吗？

    根据最新《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全国总人口连续两年下降。 2023年，全国人口减少208万人。短短两年时间，2022年和2023年，我们将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2023年，只有西藏、宁夏、贵州3个省份出生率超过10‰。

    与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相反，2024年上半年出现了积极信号：全国多地出生人口“回升”。

    在一次座谈会上，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刘凤华透露了一组数据。 2024年上半年，广东省医院出生人数较2023年同期增长1.4%。这一数据表明，2024年广东省出生人数下降速度将放缓。如果下半年形势依然乐观，今年广东省出生人口将小幅增长。

    广东省是我国人口第一大省。它不仅受到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而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跨省流动青年，推高了该地区的生育率。

    2023年，广东省出生人口103万人，连续六年居全国第一，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1.3%。因此，该地区出生人口增速放缓，甚至有反弹的可能，是2024年人口和生育压力缓解的积极信号。

    同样是“能生育”的山东省，2023年，该省出生人口61万，位居全国第三。 2024年上半年，全省部分城市出生人口也小幅增长。

    青岛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市计划生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杜卫平在直播中介绍，2024年1月至6月，青岛市户籍人口出生人口为22669人。同比增长5.93%，扭转了连续两年下滑的趋势。根据下半年预产期登记母亲人数计算，预计2024年下半年登记出生人口约为2.5万人。 2024年全市出生人口与去年持平或略高。

    在出生率较低的省份，今年以来部分城市的出生人数有所回升。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消息，2024年上半年，该盟共出生人口735人，比去年同期增长7.3%；

    在东部三省出生人口“低迷”中，大庆市卫生健康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生育政策落实力度和各项配套措施的完善，大庆市出生人口将下降2024年上半年大幅增长。

    “短期来看，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强有力的生育补贴政策对促进生育的作用将会更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院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帆解释说，例如，湖北省天门市于2023年9月出台了生育鼓励政策，规定有生育能力的家庭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可分别享受生育补贴9.63万元和16.51万元。截至2024年8月14日，全市出生人口达4232人，同比增长11.3%。

    从更大范围来看，多位人口专家认为，2024年上半年多地出生人数“小幅回升”，是由于疫情造成延迟生育的补偿效应。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袁欣分析，疫情期间我国生育率呈现下降趋势。根据人口规律，疫情结束后会出现小幅反弹，但反弹幅度无法预测。

    他还提醒大家关注一组数据，“2023年结婚人数也有所回升，结婚对数达到768.21万对，同比增长12.4%。”婚后1至2年生孩子的习惯，2024年的出生人数可能会相应上升。”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状况正在好转？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强调，当前出生人口的回升仍然是局部的、局部的、短期的。尽管反弹令人鼓舞，但仍需持续。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

   

    她指出，2022年，我国将首次出现生育主导人口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人口负增长初期，人口总量通常不会一路下降，而是可能围绕“零增长区间”波动。 “2024年的出生人数应该会比2023年多，但至于能否实现正增长是不确定的，而且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育龄妇女减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而且出生人数下降、人口负增长是未来人口发展的大趋势。”

    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也提到，“出生人口的反弹是只存在今年还是持续几年，还有待观察。”

    袁欣还表示，人口内生负增长的长期趋势已经是确定性的，不会因为暂时的复苏而改变。

    我国出生人口已跌破1000万，低生育率与适度老龄化交织在一起。

    总和生育率是了解中国当前低生育困境最常见、最全面的指标。

    总和生育率是指每对夫妇平均生育的孩子数。国际上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达到2.1即可达到更替水平。换句话说，每对夫妇的平均孩子数必须达到2.1，人口才能保持在稳定水平。

    1991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2.01，首次低于更替水平，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最新发布的《2024年版世界人口展望》显示，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预计仅为1.00。

    “当人口转变发生时，人们曾经天真地认为，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左右后，会保持在更替水平附近。”宋健感叹，但欧洲的实践证明，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甚至可能陷入低于1.5的“低生育陷阱”。

    根据国际惯例，人口负增长往往是“短期温和并逐渐加速”。

    幸运的是，许多人口学家表示，我国仍处于人口适度下降阶段。

    宋健认为，近两年，中国年出生人口下降到1000万以下，这是最意想不到的，也是最值得警惕的。 “1000万可以算是一个门槛，因为中国每年的死亡人数都在这个水平左右。如果出生人数低于1000万，大概率会出现人口负增长。”

    与空前的低生育率相对应的是人类社会空前的“长寿时代”和我国进入“适度老龄化”社会的事实。

    2023年，全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16亿，老年抚养比为22.5%。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每4.4个劳动年龄人口中就有1个老年人。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处于低生育率和适度老龄化交织的局面。

    “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杨帆解释说，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规模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

    两者的根本原因都是“少子化”。生育水平下降是人口规模负增长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主要原因。这个需要注意。

    这又回到了老问题：是什么导致生育水平持续下降？

    一是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二是生育推迟。

    《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15岁至49岁育龄妇女人数约为3.3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薇在今年年初的研讨会上介绍，2017年至2022年，我国育龄妇女人数平均减少500万。每年，其中对出生人口贡献最大的20位~29岁处于黄金生育期的女性数量将平均每年减少440万。

    在宋健看来，从“低生育陷阱”的人口机制来看，育龄妇女减少已成为既定事实。不过，延迟生育导致的出生人数下降可能可以通过生育政策得到缓解。通过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缓解育龄群众“想生又不敢生”的困境。

    当地“真金白银”生育补贴

    “最高十万，奖励三年！”一周前，甘肃省酒泉市宿北县公布了对生育两三孩家庭的奖励。对于自愿生育的家庭，当地政府经评估后还将奖励1万元。

    “真金白银”奖励的背后，是当地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

    此前，这个接近甘肃省六分之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平均每月新生儿数不到5个。 2023年，宿北县出生率为5.31‰，创历史新低，甚至低于我国6.39‰的出生率。当地敲响了警钟。肃北县也不得不“花重金”鼓励生育。

    从补贴力度来看，全国只有苏北县这样能提出“高达10万”的地方。这可能与苏北县常住人口只有1.51万人，需要补贴的家庭寥寥无几有关。

    如今，全国范围内，与苏北县类似情况的地市还有很多。

   

    各地密集出台生育补贴政策。全国23个省份正在探索实行不同层次的生育补贴制度。但大部分地区补贴金额从几千元到一万多元不等。

    例如，江西省上犹县就出台规定，“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在本县户口出生后分别给予7000元和13000元的一次性奖励”。浙江省杭州市对孕妇（产妇）生一胎二胎一次性补助2000元，三胎5000元。第二胎一次性补贴5000元，第三胎2万元。湖北荆州市沙市区，老二6000元，老三12000元。 。

    “全国生育补贴发放没有统一标准。”袁欣说，“这是因为生育补贴是自下而上的政策创新，目前由政策制定地财政资助，与地方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国家层面，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儿童友好社会建设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首次提出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此外，还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涵盖从婚姻、生育、育儿、教育、就业乃至养老等一系列问题，着力解决阻碍生育的障碍。但各级补贴标准和财政如何共享？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

    提供生育补贴是降低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意愿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但供应给谁呢？补充多少？贯穿始终的是两个重要且直接的问题。

    供给谁？大多数地区都向“多子女家庭”提供补贴。只有重庆、福州、天津、温州等少数城市提供一胎补贴，但力度没有两三孩那么强。对此，袁欣建议，“一个孩子是保证生育数量的基础，更应该关注的是一个孩子，这是最大数量。”

    “生育补贴是为了减轻家庭抚养孩子的负担，不管有多少孩子，总有一个负担。”周海旺说道。

    补充多少？人口学家何亚夫研究了欧洲一些国家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与总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南欧国家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低于北欧国家，总生育率也较低。在北欧国家中，芬兰的家庭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最低，生育率也是北欧国家中最低的。这说明生育补贴金额越高，越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在我们国家，高额补贴目前是不现实的。 “大家对补贴的期望会比较高，但一开始力度可能不是很大。但先建立制度，以后慢慢完善。”杨帆说道。

    近1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宽了对“生育”的限制。人们关心：未来政策能否为家庭分担高昂的生育成本？

    生育政策还能鼓励生育吗？

    201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来了个大转弯，夫妻二孩、单身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期待已久的生育浪潮落空了。又是一次。

    与一胎政策相比，计划生育政策在今天的影响还有那么大吗？

    我国从2021年开始实施三孩及抚养政策，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然而，许多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三年仍然不足以观察其影响。

    “三年的时间对于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来说并不算快。”杨帆说，“但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非常重要，现在也是学术研究和政府关注的重点。”

    其他较早进入低生育社会的国家的经验可以提供参考。 “总体来说，生育支持政策是有用的。”宋健说，但具体来说，是给钱更有用吗？还是休假更有用？国外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这与国家制度、实施时机、人群差异等因素有关。

    尽管目前仍处于结果仍难以观察的“盲盒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优化和完善政策。宋健认为，育龄人群按照生育周期的阶段可以分为不同的情况：未婚、已婚无孩子、不育、已婚一孩、已婚二孩等，这些群体对政策的需求不同。 “如果生育支持政策将育龄人群视为同质群体，政策供给和实际需求可能会出现偏差。”宋健表示，“优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要尽可能实现人口需求与政策供给的匹配，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生育问题。”

    对此，袁欣认为，如果只看放开生育限制的政策，其影响会越来越小。

    “2021年三孩政策放开时，出生人口不但没有反弹，反而连年下降。因为独立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原本积压的二孩出生已经得到释放，三孩以上的意愿和需求本身就很高，从现在开始，政策对人们生育的影响越来越小。”

    如今，在90后生孩子的时代，生孩子的愿望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于“90后”来说，在价值观培育阶段，他们一直接受着一胎化、晚婚晚育等流行的政策宣传，甚至形成了新的社会模式。这一代人生下来，社会风云突变，但翻船岂是那么容易的事？

    杨帆还表示，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不能把人当工具”。生育支持政策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和子女抚养压力，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 “幸福感增加了，生孩子的意愿自然就会增加。”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原因——宏观经济走势。 “宏观经济形势向好，人们对未来就业稳定和收入预期有预期，这也会提高生育率。”周海旺说道。

    这些影响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或许正在传递一个信号：这一次，当人们的生育意愿再次转变时，需要多少年、几代人的努力？

    （注：活产数是指妊娠28周以上，在医院分娩后出现心跳、呼吸、脐带搏动、随意肌收缩四种生命体征之一的新生儿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