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下媒体自我披露，传受关系场景重构及影响分析
在互联网环境当中，媒体机构有的是被迫，有的是自觉地进行自我披露。原本那种“前台 后台”的传受场景二分法被打破了，转而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光谱式结构。媒体的“后台”开放之后，原本处于“前台”的新闻文本就被推到了“前前台”。开放后的“后台”变成了“中台”，而那些仍然隐藏在幕后的要素则组成了“深后台”。可以肯定的是，在重构的传受关系场景之下，“前前台”被赋予了不同特征，“中台”被赋予了不同特征，“深后台”被赋予了不同特征。同时，媒体内容生产的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受众与文本互动的形式也变得更加复杂。今天推送的文章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斌教授的新著《》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结合实际发生的案例，来看看在互联网环境下，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双方带来的影响。
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传受关系发生变迁。在互联网环境中，媒体机构有的是被迫，有的是自觉地进行自我披露。原本那种“前台 后台”的传受场景二分法被打破了，进而呈现出更为多元的光谱式结构。媒体的“后台”开放后，把原本处于“前台”的新闻文本推到了“前前台”。开放后的“后台”变成了“中台”，而那些仍然隐藏在幕后的要素则组成了“深后台”。梅洛维茨（1985／2022）认为，“中台”的出现会让“前前台”和“深后台”的行为趋向正式与即兴这两个极端。然而，在传者主导的传播过程中，这一论断是否成立还存在疑问。可以确定的是，在重构的传受关系场景中，“前前台”“中台”“深后台”各自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媒体内容生产以及受众与文本互动的形式也变得更为复杂。
“前前台”：新闻生产中价值判断的兴起
新闻的“前前台”和之前的“前台”概念相近，主要指的是新闻文本，这是大众媒体与受众直接见面的一种方式。在互联网环境里，新闻文本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摒弃了单一的事实判断，价值判断在报道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喻国明，2008）。网络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这让每个人都能成为“传受者”。平台媒体兴起后，给了大众发言和交流的机会。在这一基础上，事实仅仅是社会讨论的第一步，随后不同群体在网络空间进行的价值论战才是注意力资源的最终指向。因此，传统媒体的新闻文本形态也呈现出了新的价值判断取向。
这种价值判断开始兴起，主要体现在媒体机构在新媒体方面突破原有新闻话语的行为上。具体表现如下：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标题；在媒介机构的社交平台账号上与网友互动甚至展开辩论；以口语化、感情化的方式行文；在新闻文本中毫不遮掩自身的价值偏向，或者引导网友进行“站队”；经常以“小编”来称呼自己，借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强调价值判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在政党报刊时期向商业报刊时期过渡的过程中，为了争取持有不同观念和立场的读者而形成了客观性原则，如今这种客观性原则逐渐被以聚拢持有相同观念的读者为目的的价值原则所替代。
《中国青年》杂志对于卓伟的正面报道价值倾向较为明显，并且杂志自身在微博上也没有对这一倾向进行掩饰。在 2016 年 9、10 月，当卓伟团队曝光张靓颖与母亲的矛盾前后，《中国青年》杂志的微博先后推出了包含《卓》在内的四则关于卓伟的原创推送。其他三则内容分别是：一则是关于卓伟的音频专访；一则是视频专访；一则是题为《“卓伟们”存在的价值在哪里》的评论，文中配有引文“假如有人准备拍案而起或洁身自好，请不要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攻讦对方，不要拖他们后腿”。这篇文章与《卓》是由同一记者创作的，都属于对卓伟的正面支持。《中国青年》杂志微博作为媒体官方微博，通过转发赞同意见的方式参与了网友对卓伟的讨论，也通过驳斥反对意见的方式参与了这一讨论，并且其回应内容比较口语化。
受众方面，“前前台”呈现的价值判断文本形成了新的控制。这种控制推动了受众的“极化”与“碎化”。原本主要接受事实信息的受众，因价值信息的强化而不断聚拢到对立的立场阵营里。这使得对立的观点更加对立，同时也削弱了大众媒体凝聚共识的功能。从卓伟的微博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可以看出，有立场的社交媒体空间形成了“碎化”的观点群体。这种相互分隔的群体为“极化”观点提供了场所。可见，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政治和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也见于娱乐话题。从《中国青年》杂志的微博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可以看出，有立场的社交媒体空间形成了“碎化”的观点群体。这种相互分隔的群体为“极化”观点提供了场所。可见，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政治和公共事件的讨论中，也见于娱乐话题。媒体通过强调自身的价值立场，能够绕过事实论据，进而凭借价值引导获取受众的感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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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新闻生产的部分开放
互联网场景下的新闻媒体有“中台”，它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网络评论，另一部分是新闻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的社交媒体账号。“中台”给受众创造了全新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文本生产与讨论。这是互联网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新现象。“中台”的存在表明，在理论上更新传受关系模式是非常迫切且很有必要的。“中台”并非全部由“后台”开放而转变形成，还有部分“前台”退回到了“中台”。具体而言，“前台”文本里对新闻生产等方面的披露，在互联网环境下借助机构或记者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的转发和评论，就能够转到“中台”。就如前文所说，这种转发和评论行为既是一种“展示”，又是一种“邀请”，它在展示原本的新闻“后台”的同时，还邀请网民在评论空间里参与对新的“中台”的讨论。
从传播者的角度来讲，“中台”意味着媒体通过自我开放，给予受众解读的自主性。这一过程是以媒体作为中心的，主动的开放体现出了在互联网环境下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张力以及妥协。媒体为了守护自身的权威，就必须让出一部分权力，而“新闻透明性”“公共新闻”等概念的提出，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从受众方面来看，“中台”在社交媒体里呈现出受众能够自由进行讨论的形态。新闻机构和记者有时也会通过评论以及转发等方式积极参与到讨论当中，并且还会为讨论提供相应的平台。然而，因为相关话语库比较匮乏，所以这种讨论很难从“就文本论事”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毫无疑问，“中台”并非完全开放。前面提到的五个方面的“后台”开放，都包含着隐藏且未表露的部分，通过这些部分维护了传播者已有的权威，同时削弱了受众的主动性。
就新闻生产来说，现有的“中台”通常是围绕新闻生产的艰难过程来创作内容，其目的是引发情感共鸣。而其他的新闻生产流程，像怎样开展具体的采写编评操作等，依然处在学校教育和职业实践的范围之内。实际上，这些生产过程的开放性才是提升受众媒介素养以及激发其主动性的最理想途径。
对于新闻文本来说，文本的纠正以及改写其实就是在维护传播者的权威。
新闻话语方面，受众对其的讨论被限制在传播者规定的范围内。通常观点认为，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公众能够参与到专业话语的界定当中。就新闻业而言，以前由新闻界专业社群内部协商确定的新闻话语，在新媒体环境里被放在了“中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新闻话语的构建与修正，专业人士的权威被消除了，受众获得了权力。但是，从本节的研究结果而言，这种受众参与的话语建构是能够被引导的。《卓》文中开放的新闻话语“后台”所收到的受众反馈，主要是以正向解读的形式呈现的。而且，越是专业的“中台”新闻话语，就越容易被受众所接受。这是因为专业性较强的话语，与受众的日常实践距离较远，使得受众难以提出批判性的建议，他们更倾向于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深后台”所隐藏的新闻话语难以被察觉到。“中台”的新闻话语内容被视为完全的“开放”状态。
新闻从业者、新闻媒体和新闻机构借助社交网站进行自我披露时，受众在网络空间的自由交流不一定能达成共识。有越来越多的观点表明社交媒体有助于公众充分沟通，然而，通过对持相反意见的受众在微博中的回复行为进行分析，本节发现不同观点之间几乎没有交锋和说服，而是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彼此互不影响。想象中微博作为公共领域的对话并未出现。传统的传受权力关系未因公开讨论而改变，受众在讨论中也未达成共识。从对“道德与公众利益”“隐私权与知情权”回复的分析能够看出，微博的评论空间中没有理想中的“对话”产生，只有各自观点清晰分明的“表达”。网友持不同观点，在回复中体现出观点极化的特点，且很少有跨观点的对话。“点赞”这一行为是支持特定观点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站队”，从而强化了观点的隔绝。这一现象从侧面印证了“对话并非民主之魂”（舒德森，2008／2010）。应当说，社会化媒体只是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而不能确保对话一定会发生（Mutz，199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双向理解的困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依据。
“深后台”：新闻职业权威的维系和控制
也要看到其具有的欺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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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行业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完全的“后台”开放。因为边界消除会导致权力瓦解。不问目的的“透明性”带来的问题比增益多（Allen，2008）。“后台”开放是传统新闻机构为应对新媒体挑战而进行的权力让渡，其目的是维护自身职业权威和行业自治。相反，“开放”若意味着完全放弃自身权力，那就与“后台”开放的目的相悖。因此，可以将“后台”开放视为新闻业一种以退为进的边界工作。只要新闻依然是一种职业，“深后台”就既不可能消失，也不应该消失。
其次，“深后台”的存在强化了传者的控制力，也强化了受众的被动性。从本节的研究结果能够看出，《卓》文本中的“后台”开放，得到了大多数回应受众的正向解读，这表明“后台”的开放或许并非想象中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美好。“后台”开放或许能成为一种宣传的操作方式。“后台”的开放并非完全的开放，“深后台”比原本显在的“后台”更具隐蔽性。受众容易陷入“后台”开放的陷阱，会误以为掌握了“剧目”的全部信息，这样就更易被传者引导。这种更为隐蔽且更有技巧的控制方式，不但没有消解权力，反而将传者原本的主导权力地位固化了。
公众媒介素养、媒体社会角色等是显在原因。“深后台”具有欺骗性的本质原因在于，传者掌握着定义“中台”与“深后台”的决定权。传播者能够决定哪些内容应被推到“中台”，哪些内容需要继续隐藏在“深后台”，并且这一操作是隐蔽的。传者的决策需要考虑受众的主动解读，两者存在互动与协商，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其中的主导因素依然是传者。当然，“深后台”对受众被动性的强化是有限定条件的。比如公民新闻，原本的受众自己建立了媒体并成为传者，这样就不存在“深后台”的问题了。对于这种传受关系，需要考虑的是社会资本和注意力资源分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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