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下货币幽灵化与人格货币化的探讨：资本逻辑的转变与未来展望
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到来让货币的幽灵化变得凸显。简单商品流通的过程（W—G—W）与资本的货币流通过程（G—W—G）不同。资本的货币流通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和所有权逻辑有区别的资本逻辑。货币的资本逻辑本质上蕴含着去实体化的幽灵状态。这种幽灵化的货币所附带的形式化规定会重新塑造社会现实中的人以及他们的存在状态。非线性结果导致对人格货币化的摒弃。当物的使用意义再次优先于人对物的占有这一时代到来后，网络系统中信用机制作为物流通的新中介方式，可能会完全失去被抽象为货币化中介的可能性。以货币体系为唯一价值衡量标准的小数据式信用，也有被分布式信用取代的可能。那么接下来，“使用”的追求能否取代“所有”的追求呢？这变成了资本逻辑是否具有自我颠覆可能的重要动因。从这个角度看，被“使用”价值化了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本身，去探寻“使用价值”概念的哲学意义。“使用价值”这一概念在货币、劳动力、不变资本等诸多环节中始终存在，它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交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通过物的有用性来对使用价值进行定义，即物的有用性使得物成为使用价值。他把使用价值的使用划分成三种不同情形。一种是有用物的使用价值，另一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还有一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前两种使用价值处于资本逻辑之外，是被马克思排除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的。而对于最后一种由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言，它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商品具有两种使用价值，一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另一种是与交换相关的使用价值，这两种使用价值一同构成了商品的二重性。我首先批判地证明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具有这种二重性，而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枢纽，所以在这里需要较详细地进行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筑了资本逻辑批判，他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这种理解，在于明确了“这正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生产条件下的价值逻辑里，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促使资本增殖；但是，物的使用性本身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体自身的需要，并非是为了他人而生产；所以，如果只是依据物的有用性或者使用来进行交换，是无法达成资本增殖的；而有用性被转化为使用价值，恰恰是资本异化的一种表现。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是否属于政治经济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其实是有变化的。对于商品来说，成为使用价值似乎是必要的前提；而对于使用价值来说，成为商品似乎却是无关紧要的规定。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相关的使用价值，像这样无关的情况，也就是说，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是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的。
这段文字在马克思 1859 年脱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的原文里出现，对很多后继者在研究《资本论》时理解“使用价值”概念产生了影响。20 世纪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著作里谈到，马克思将使用价值（或者按照现在的称呼“效用”）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外，其理由是，使用价值并不能直接体现出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成为商品对于使用价值并不重要，这实际上是因为资本的逻辑还无法统治全部的生产生活。也就是说，还存在一种劳动产品或产品的交换方式，这种方式是外在于资本逻辑所构建的价值体系的。
20 世纪 70 年代时，“使用价值”这一概念被法国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重新唤起并且进行了阐释。他把重点放在使用价值概念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展开了批判。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将使用价值理解为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物的有用性这种做法，是一种人类学的幻象。在人类学的幻象范畴里，它仅仅将关注点置于人类的需要以及物所具备的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有用特质之间的关联上。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使用价值本身乃是一种社会关系。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乍一看十分犀利，但实际上其中蕴含着诸多主观的“误判”。其一便是他针对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的“人类学”预设所展开的批判。鲍德里亚把马克思在被排除于政治经济学之外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概念，重新放置到政治经济学中进行研讨。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其特有的历史条件，也就是生产和交换的总体关系作为前提的，而不是像鲍德里亚所理解的那样，是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形而上学的僵化预设。
其次，鲍德里亚把使用价值视为一种抽象的有用性，原因是它所满足的需求是人的抽象需求。但这混淆了马克思所区分的交换价值逻辑和使用价值逻辑。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体制里，交换过程将使用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抽离出去，转而以交换价值为目标，把商品转化为在价值量上可以比较的东西来进行交换。商品之间交换价值存在差异，本质是价值量有差异。所以马克思称，商品具备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属性。商品在价值形态上，褪去了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所有痕迹，也褪去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所有痕迹，像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社会化身一样。因此，从货币方面无法看出它是由何种商品转化而成的。在货币的形式上，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毫无差别。在这个过程里，被抽象掉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仅仅在形式上呈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鲍德里亚的“误读”，是把马克思意义上具体的、历史的、物的有用性，也就是物的自然属性直接纳入到社会关系之中。这种“误读”认为，不只是应该有交换价值的拜物教，还应当有使用价值的拜物教。
个人首先以个体的身份发生关系，而非作为需要的主体。只有当每个人超出自身特殊需要时，他方能进入社会的关系结构，进而真正满足自身需要。马克思认为，每个人为达成满足自己需要的目的，都必须以其他人作为手段。同时，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会变为他人满足需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确实弱化了使用价值所具有的人类学预设，并且突出地强调了其所处的资本主义体系所特有的历史情景。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随着他对资本逻辑研究的不断深入，察觉到资本对社会侵蚀以及操控的深化程度之后而做出的一种理论上的应对措施。
关于这个问题，广松涉的回答更为明确：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价值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呢？他认为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直接是表现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罗斯多尔斯基所关注的也正是这一点，即“内容”与“形式”的区分。斯威齐等人对马克思“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的理解，是对商品这种经济事实内容的一种单纯二分。希法亭等人对马克思“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分的理解，也是对商品这种经济事实内容的一种单纯二分。
罗斯多尔斯基觉得，这样的理解将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性维度给丢掉了。也就是说，商品的二重性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这一历史过程而产生的概念。正因如此，这种理解与正确的方向背道而驰，又退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非历史的思维模式中。首先，罗斯多尔斯基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使用价值不能仅仅被当作一种天然的物质性而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范围之外。其次，当使用价值的物质性被特定的社会形式所改变时，它就应该被纳入政治经济学之中。使用价值空间是否有经济意义，换句话说，只能依据它与社会生产关系是否相关来判定。从它对这些关系产生影响或者受这些关系影响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一个经济范畴。而除了这方面，就其纯粹的自然属性而言，它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
其次，罗斯多尔斯基觉得，马克思把“使用价值”排除在经济学范畴之外是有特定条件限制的，这种限制仅适用于简单商品流通的情形。在从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存在剩余，这是进行交换的基础，并且人们生产以及交换的最直接目的就是使用价值。在这种历史情景之下，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其所有者和购买者而言，都体现为物所具有的直接的有用性，并且都能够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
然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生产与消费开始分离。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目的。由于有了交换价值这一中介，使用价值也变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社会的使用价值。简单的商品流通并非马克思重点探讨的内容，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之后的使用价值已具有其经济学意义。“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形式，它反过来开始参与对这种经济关系的影响和改变。因为劳动的抽象形式是以个人的具体劳动为前提的，所以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形式的前提。
在等价交换过程中，价值需借助使用价值的形式来展现。这种等价形式的最终形态是货币。所以可以说，使用价值对货币这种等价形式的产生及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在商品与货币交换时，物质变化和形式变化会同时发生，因为在货币上，其内容本身恰好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在这里，货币转化为商品，与此同时，资本也转化为物质生产条件。所发生的情况一方面是一定使用价值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是价值本身的再生产。
综上所述，对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是否属于政治经济学这一问题，无论是回答属于还是不属于，都能找到相关文本依据，也能借此阐释自身观点。所以，关键在于这种判断的目的。使用价值不仅是货币价值形式的前提，也是其他所有商品价值关系确立的前提。在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当中，使用价值当然能够被当作是包含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内的概念来进行探讨。然而，倘若处于当下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全球物流体系等多种新技术所造就的全新历史背景之下，导致使用价值这一概念重新回归到某种前资本主义时期所具有的天然物质性的状态，那么就可以否定它作为一个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内部的概念。使用价值概念的内涵需随特定社会形式进行符合时代的阐释。这样，在未来可能到来的共享社会中，它能剥离资本逻辑赋予的价值属性，进而回归真正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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